“春运让我的三个除夕夜独自度过”

　　——记一个一线客运人员的春运生活

　　36岁的刘爱花原籍贵州，12年前来到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工作，现在是总站检票处处长，历年春运中，她都作为最前沿的工作人员，为旅客做着最直接的工作。“近三年来，我的除夕夜都是独自度过的，年夜饭就是方便面、火腿肠。”刘爱花说。

　　正月十六，济南长途汽车总站迎来逢“六”出行的滚滚客流，候车长廊里人群涌动，身着统一黑色羽绒服的车站工作人员穿梭其间，或高举小红旗引导旅客，或对着对讲机喊着什么。春运渐渐步入尾声，辛苦了几十天的客运站场一线客运员们是怎样度过他们的春运生活的？一年一度的春运将他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什么样？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找到了今天的主人公：长途汽车总站检票处处长刘爱花。

　　她是——

　　对讲机使用频率最高的人

　　“我做的是服务旅客的工作，其实非常普通。”刘爱花说。坐在记者面前的刘爱花身材不高，短短的卷发拢在耳后，手拿对讲机，一副精明干练的模样。“检票员的工作不仅仅是检票，迎送旅客、导乘、候车服务甚至及时汇报客流流向、安排班车加班等等都是分内的职责。我们是与旅客贴得最近的人。”虽然是90多个检票员的“头儿”，但春运期间，刘爱花不但要肩负安排下属工作的任务，还要作为一个最普通的检票员投入到服务旅客的工作当中。没聊几句，刘爱花的对讲机传来找她的喊声，她匆匆出去了。半小时后，再次坐下来的刘爱花告诉记者，去邹平的旅客太多，她去安排车辆分流旅客了。刘爱花讲，正月十六这天客流还不算最多的。年前腊月二十八下雪那天，车站旅客特别多，那天车站发车3000多个班次，安排加班车500多班，每个检票员检票足有4000多张。正说着，刘爱花的对讲机又响了。她的同事告诉记者，刘爱花的对讲机使用率是最高的。

　　她是——

　　讲原则又讲人情的“娘子军队长”

　　作为与旅客接触最紧密的工种，刘爱花和检票处的同事们每天要面对成千上万名旅客，在接触中难免产生摩擦，刘爱花喊出了“把理由让给旅客”的口号，并广泛应用到日常工作当中。检票员们在服务旅客的同时，也着实受了些委屈。

　　前几天，检票员李红遇到一位看起来喝过酒的旅客，这人把一个问题翻来覆去问个没完，还出言轻薄，李红一气之下说了他几句，接着就被旅客投诉。刘爱花了解情况后先向旅客道歉，又批评了李红，李红觉得很委屈。几天后，李红听同事说刘爱花找她，还以为又要受批评，但走进刘爱花办公室却发现，空无一人的屋子里放了一束鲜花和包装精美的小礼物，让她又惊又喜。“检票处97位员工都是女同志，细小的感动就能化解她们受到的委屈，用良好的情绪投入服务工作中。”看来刘爱花是个讲原则又讲人情的“娘子军队长”。

　　她是——

　　愧对丈夫的妻子

　　当记者要刘爱花谈谈自己的家庭，谈谈春运时的家庭生活时，刚才还侃侃而谈的她，情绪明显低落下来，几次欲言又止，嘴唇不住颤抖，半天才说：“其实总站的每个员工都有很多动人的故事。我……我的家庭对我支持很大，而我亏欠家里太多太多了。”平常的时候，刘爱花轮换着上半天班，可一到春运，她几乎天天都要加班，每天凌晨5点多上班，傍晚5点多下班，整个人都扑在了工作当中。她的丈夫在一所学校做后勤工作，也在做着刘爱花的“后勤工作”。“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正好反着。”刘爱花苦笑着说。顾不上家庭的刘爱花也曾面临过丈夫的不理解，但慢慢的，丈夫被她的执著感动了，心甘情愿接下了妻子本该多做的家务活，并对刘爱花体贴入微。

　　“好几年没能跟丈夫回他老家过年，我很对不住他。”自从12年前来到总站工作，刘爱花的除夕夜从没能像普通人那样度过，她已经8年多没回贵州老家了，也有三年没能在过年时到聊城临清的公婆家去。“丈夫老家其实很讲究过年时一家团聚，可我的工作不允许啊！”前三年过年时，都是丈夫带着女儿回老家，刘爱花一个人在济南过，除夕夜随便吃些方便面、火腿肠后，她就在疲劳中昏昏睡去。“我过年最主要的活动、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睡一觉，人太疲劳了。”

　　这个除夕夜，刘爱花过得“惊喜交加”。下午五点多下班的刘爱花回到家中，意外地见到了本该回老家了的丈夫，这位体贴的男人为了妻子放弃回老家过年，专门留下来带妻子下馆子去吃顿像样的年夜饭，过一个有人陪伴的春节。“惊喜之后就是感动，我……”说起这件事，刘爱花的泪水夺眶而出。

　　她是——

　　愧对女儿的母亲

　　说起已经上四年级了的女儿，刘爱花的眼中有欣慰也有愧疚。欣慰的是女儿是个勤奋的孩子，不让自己操心，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愧疚的是自己没能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陪伴女儿的时间太少了。“我早上起得早，女儿还没睡醒。下班回来后很疲劳，跟女儿交流的时间很有限。”刘爱花说。由于整天跟父亲在一起，女儿从小养成了一副男孩子性格，大大咧咧的，穿着打扮也男孩子化，活脱一个“假小子”。刘爱花的同事有时见到她的女儿，都笑着说她：你看你把女儿打扮成什么样儿了！刘爱花也想着好好打扮打扮女儿，好歹像个“女孩儿样子”，可女儿穿上小裙子小靴子后，不但自己直喊不舒服，连她这个当母亲的都觉得“不大对劲儿”。“唉，这都怪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没能给她些母亲应有的影响，可我干的就是这种工作，哪有时间啊！”

　　记者和刘爱花坐下来的采访总共不到40分钟，其间找她的人和电话一个又一个。刘爱花跑到候车室里好几趟，引导乘客上车，接受乘客咨询，安排检票员服务，打电话安排加班车……记者干脆把采访放在了她工作时。为不影响她的工作，这样的采访最后也只能匆匆结束。

　　春运带给她的辛酸苦辣，似乎可以代表更多奋战在春运第一线的客运工作人员们的春运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