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键词打击外逃贪官

　　作者： 来源：新 闻 美将遣返中国外逃贪官

　　据《中国青年报》2月24日报道，2月23日，正在北京参加“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第四次会议”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托马斯表示，“任何中国的犯罪嫌疑人前往美国，只要中国司法部门向我们提出调查的要求，而且我们也查证其确实在中国实施了犯罪行为，我们就会‘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

　　2004年4月16日，逃亡美国长达两年半之久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行长余振东，被送回他妄想逃离的祖国。押解他走下飞机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中国警方随即向余振东宣布：因涉嫌贪污、挪用巨额公款，你已被刑事拘留。

　　在两国尚未签订引渡条约的背景下，该案堪称中美司法合作的成功范例。“这与两国司法部门的通力合作是分不开的。”托马斯对此作出高度评价。直评理性看待美官员的“遣返豪言”

　　应该说，对于中国在全球合作框架下打击外逃贪官，联邦调查局官员的“遣返豪言”，是继“成功缉捕贪官余振东”后的又一个好消息。

　　首先，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积极“示好”的态度，为中美执法部门的磋商与合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在合作打击外逃贪官方面，中方一直保持着与美方的接触与磋商，可由于两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太大，双方在接触中都感觉到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对话氛围不是很融洽，合作当然很难深入下去———而联邦调查局官员的此次“示好”起到了一定的润滑作用，有利于活跃双方的合作关系，并向政治层面推进。

　　其次，有利于在发达国家中形成示范效应。毋庸讳言，我国打击外逃贪官的跨国合作渠道很不畅通，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尚无引渡协定，已签订引渡协定的19个国家中，无一是欧美发达国家，而我国的外逃贪官又大多逃到了欧美发达国家———如何打破这块坚冰，有着巨大国际影响力的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最重要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高官这番“遣返豪言”对那些已经或准备外逃的腐败分子，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对外逃犯罪分子来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绝对是铁一样的事实，法律永远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利剑。只要触犯了中国法律，不管犯罪嫌疑人逃到地球的哪个角落，一旦被发现，在日益完善的全球执法合作中，总会被缉拿归案。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联邦调查局官员这番“遣返豪言”中的外交辞令成分，明白“美国会遣返每一个外逃的中国贪官”与“每一个外逃美国的中国贪官不久将被遣返”之间，实际上还有很大的距离。

　　实际上，早在去年4月21日，比这位国际执行局局长更高级别的官员、应中国公安部邀请来华访问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就曾表示过类似的意思———虽然没有“美国会遣返每一个外逃的中国贪官”这番豪迈，但大体意思差不多，称“美国联邦调查局愿意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和执法人员交流方面与中国公安部进一步加强合作，协助中方将潜逃到美国的犯罪嫌疑人遣送回国。”———更多是停留在模糊的外交辞令和美好愿望的层面，不能误读为“实然判断”。

　　其实，托马斯局长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清楚，根据美国法律，关于两国之间签订引渡条约的事务，并不由联邦调查局决定，而是由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负责，最后形成法案，提交参众两院表决。可见，遣返中国外逃贪官需要美国很多部门的参与和决策，联邦调查局的作为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看别人脸色行事”毕竟是无奈之举，打击腐败、打击贪官外逃的关键还在国内，在打击贪官和资金出逃方面，极有必要实施大幅度的关口前移，建立完善的预防体系，从金融、法律、行政等各领域建立“制度反腐”机制，阻止和减少贪官及犯罪商人外逃现象，尽量做到“治贪于国门之内”。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月26日文/曹林求是 国际反腐不应仅为个案合作

　　我们注意到，谈及余振东的归案，托马斯使用了“遣返”而非“引渡”一词，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尚未签署引渡条约，在缺乏条约依据情况下，双方无法启动引渡程序。

　　国际法上人员移交的形式，主要包括引渡、随案移交、被判刑人移管、遣返四种，这里的遣返，主要针对偷渡和非法移民者。而余振东先是被美国以欺诈罪名判处12年监禁，再经过中美协商达成特别协议后遣送回国，并非法律意义上的“遣返”。说到底，其归案的依据，主要还是《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和经过反复谈判达成的个案协定。

　　2000年达成的《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是中美两国在刑事司法合作上迈出的一大步，但该协定主要着眼于管辖、取证和物品移交等程序环节，在引渡嫌犯、没收犯罪资产上尚无细致安排。既然缺乏制度安排，具体个案便只能以谈判形式进行政策抉择。

　　余振东的成功归案，对人们是很大的鼓舞，然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将不得不面对更多的王振东、李振东，不能全部指望个案合作，个案合作必须转化为国际合作反腐的长效机制。所谓长效机制，首先是指各方都能郑重对待国际合作反腐的重要性，互设常驻机构，相关部门加强沟通，积极进行情报交流和案件通报。

　　当然，既然是长效机制，我们也不能光看人家的态度，个案中的讨价还价，最终还是应落实为白纸黑字。如果缺乏规范的程序，一切谈判都只能沦为桌上的利益博弈，缺乏稳定性和公信力。

　　在此方面，没有《国际刑事协助法》是我国一个很大的缺憾。比如托马斯声称，如果中方提出调查申请，美方将“来一个，查一个”。那么，该程序该如何启动？我国又应由什么部门具体承担这一沟通之责呢？在我国已签订的几十项司法协助条约中，有的指定司法部负责，有的指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几大部门固然都曾在以往个案中承担过相应职责，但是，若沟通由固定部门负责，不仅符合国际通例，还将有助于建立顺畅、稳定的联系渠道。

　　另外，为了应对“死刑不引渡”这一国际法原则，应由什么机关，在什么前提下作出不施用死刑的决定？又由何机关按何程序正式对有关国家进行承诺？这些都是实践中亟待解决与规范的问题。

　　国际合作，不仅是观念扭转、沟通加强的过程，也意味着法律细节的不断完善。待《反腐败法》、《国际刑事协助法》正式出台后，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引渡法均依照与国际公约衔接的标准予以完善，繁琐的个案合作才将被稳定的长效机制取代。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月25日文/何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