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抓获小偷 处置要合法

　　过去有这么种说法，对待小偷应该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似乎只要抓到了小偷，每个人都可以去教训他。

　　但是，法学专家告诉我们，这里的喊打，不是真打。小偷也是人，他享有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这种生命权、健康权是国家都不能够剥夺的。新闻故事

　　老邵家住沈阳，一天下班前，他从窗户里往外看了一眼，发现有一个人正围着他那辆破自行车打转，一看就没安好心。

　　老邵的这辆自行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除了铃不响以外，哪儿都响”。他没想到，就是这样一辆自己平时都懒得上锁的破车，居然还有人要偷。但看到有人偷自己的车，老邵还是追了出去。

　　小偷骑着老邵的自行车跑了，并跑到了老邵单位的后院。老邵一看乐了，因为这小偷跑进死胡同了。小偷没地儿跑又转回来时，老邵一声大喝“站住”，小偷顿时吓破了胆，乖乖地推着自行车，跟着老邵往办公室走。胡同里食杂店的李大爷目睹了老邵抓贼的全过程。

　　老邵说，他抓小偷靠的是智取，可不是莽撞。因为小偷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而他身高也就一米七左右。这样的对抗，他肯定吃亏。

　　两人到了办公室后，就在老邵琢磨着怎么对付小偷时，小偷先来了一招，人家来软的不来硬的，这一招把老邵搞蒙了。

　　据老邵讲，小偷跪着求他不要报案，表示会痛改前非。老邵感到不能把小偷逼得太急了，也动了恻隐之心，就没有报案，而是给小偷上起了法制教育课。

　　老邵是一家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上法制教育课是他的本行。老邵在对小偷进行教育的同时，也了解到小偷一些情况。小偷告诉老邵，他是从农村来的，家里挺困难，半年前刚结婚，媳妇怀孕6个月了，这是他第一次偷车，没想到就撞到老邵手里了。

　　老邵对小偷教育了大半个小时，最后小偷从兜里拿出了300元钱，给了老邵，求老邵把他放了。小偷看到墙壁上贴着的“法律咨询收费”时又说，就当法律咨询费。

　　老邵心里这个美呀：自己的自行车不但保住了，而且还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让这个小偷能够好好做人，社会上不又多一个良好的公民。对于小偷拿出300元钱，老邵心想，就收下吧，但是按照正规的手续，应该给对方开一个发票才行。

　　老邵到隔壁找发票，并在发票上填上款项，他再回来问小偷姓名的时候，小偷却不见了踪影。无奈之下，老邵只得在付款人上写下了“小偷”两个字。

　　老邵把发票收好了，心想：小偷不管怎么说心虚，可能着急走，发票没拿。发票给留着，没准儿哪天，小偷还会回头来找他。

　　小偷再没回来拿发票，不过，周围的人议论可大了。

　　食杂店的李大爷说，那天他曾建议老邵逮着小偷，就往死打他一顿，但老邵却把小偷领到办公室去了，还给放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

　　当然，也有人赞同老邵的做法，说老邵这事儿处理得非常好，把这个小偷教育了。人不就是以教育为主嘛。把小偷教育好了，这就是目的，收这钱是对的。

　　但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都认为偷车贼应该严惩，老邵却让小偷逃避了应受的惩罚。甚至有的人还认为，老邵这300元钱收得不明不白。小偷身份比较特殊，如果换成一般人向法律工作者咨询法律问题，可以作为有偿服务，但是小偷的钱来路不明，他可能是偷别人的钱，所以老邵绝对不能收小偷的钱。即使小偷的钱是正当渠道获得的，凭感觉老邵也不应该收。

　　各种各样的说法，让老邵一时间烦恼不已，自己做的是错还是对，为了求证，同时也证明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合法，光明磊落，他主动把事情披露给当地媒体。

　　看到媒体报道后，老邵的同行对他的行为又有了新看法。他们甚至认为，老邵的做法有敲诈的嫌疑，可以定一个敲诈勒索罪。这个罪3000元起判刑，如果小偷给老邵3000元钱的话，老邵也收下来以后，他就构成敲诈勒索罪了。

　　老邵说，他思来想去，这300元一是小偷自愿给的，二是他提供了法律服务，所以，收得名正言顺、无可挑剔。他其实并不在乎人们的议论，否则当时就不开发票，也不告诉媒体了。老邵还说，他自信小偷一定能改好，不会辜负他的一片良苦用心。

　　尽管这么说，在采访中，记者还是感到，老邵为这事儿承受着不小的压力。现在，老邵已经通过媒体，将这300元钱转交给了见义勇为基金会。专家说法

　　撒贝宁（央视《今日说法》主持人）：

　　作为小偷来讲，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他毕竟是准备实施盗窃行为，而且是针对一辆破自行车。从法律上看，如果他这个盗窃行为完成了，要负什么样的责任？

　　曲新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盗窃行为就是违法行为，分为两个类型：第一，是一般的违法；第二，可能构成犯罪，如数额比较大。

　　一辆破自行车可能就值10元钱、20元钱或30元钱，盗窃这辆自行车，就是一般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会对他进行行政拘留或者罚款。

　　也有的行为是某种原因、某种诱因之下 偶然发生的，公安机关可能考虑他个人情况，也许批评教育就可以了。

　　撒贝宁：但老邵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了这个小偷的问题，从法律来讲会有问题吗？

　　曲新久：一般原则下，还是应该交给警察处理，有个别情况，真是个人处理可能效果会更好。比如说小偷就偷了10元钱、20元钱的破自行车，他一时为了糊口非常困难，这时候你对他同情，对他批评教育，他也真诚悔悟了。我认为，公民可以做这样的处理。如果这个小偷开了个汽车，满大街上偷自行车。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公民恐怕都不能说批评教育就算了。

　　所以说，一般人发现小偷之后，首先，自己会有一个判断，性质是否恶劣。然后，是偷盗的数额有多大，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可能有多大，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有没有能力处理这个事。如果你觉得是个挺大的事，赶快把他交给警方。如果真是偷俩西瓜、俩苹果，这种情况下，对方可能只是个年轻人或者小孩，可以从内心来感化他，使他觉得偷东西不对。

　　撒贝宁：本案中，老邵确实把小偷感动了，小偷最后掏出了300元钱，可能真是出于内心的感谢或是悔过。但是，他一看老邵这里是法律服务所，是一个法律咨询的地方，就说是咨询费。这笔咨询费该怎么看？

　　曲新久：从我们习惯上，包括从法律上讲，老邵还是不应该拿这笔钱。当然，老邵是代表单位来拿这笔钱的，他准备开发票。

　　为什么不能拿这笔钱呢？因为小偷被他抓住，被批评得痛哭流涕，作为一个公民，在道义上对别人进行批评教育，也起到了良好效果，这时就不要再沾上经济利益。如果沾上经济利益，产生另外一个什么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乘人之危，获取这种回报，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我们的道德要求。

　　撒贝宁：有人说，老邵拿了小偷这300元钱，是在敲诈小偷。您怎么看？

　　曲新久：应该讲本案还谈不上敲诈，因为老邵并非主动勒索小偷，只是小偷感到悔悟，似乎为了摆脱困境，主动提出来的。

　　撒贝宁：现在，老邵把300块钱捐出去了。这件事是不是又发生了微妙变化？

　　曲新久：捐出去可能会好一些。去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可能因为小偷找不到了。小偷也找不到了，这300块钱也不能视为对小偷的一种罚款，这时，从法律上来讲，可以把小偷的300块钱视为一种无主物，送给社会公益机构，也是基本妥当的。老邵也摆脱了从道义上讲，不太好的一种窘境。

　　撒贝宁：很多人说，老邵当时还是应该打电话报警，他之所以最后有这些尴尬，就是因为他心太软。

　　我小时候就听见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小偷就应该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感觉只要抓到了小偷，由于他是非正义的、违法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教训他。

　　曲新久：小偷就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是指一种道义上的谴责。舆论上，我们对他是否定，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表达。这种打不是实际行动的打，不能真打。因为小偷也是人，他也享有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这种生命权、健康权是国家都不能够剥夺的。不能说他是小偷，就把他给杀死了，就给他剁手了，给他进行体罚。

　　撒贝宁：您能不能用一个非常明白的标准告诉我们，碰到小偷以后，该怎么去判断处理的方式？怎么抓他？

　　曲新久：简单讲，小偷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所有权利：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

　　你抓小偷的唯一权利，就是在合理的时间内，对小偷进行一些强制手段，如抓住他的手，把他扭送到公安机关或者通过电话报告给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法律上的扭送，指在合理时间中迅速送往。比如说把小偷抓起来后，关在屋里，过了两三天给公安机关打电话，或者是先打两天然后再送给公安机关，这就是非法拘禁。还有更严重的行为，抓了小偷后，一堆人先把他打一顿，要是把小偷打成轻伤、重伤，就是犯罪了。

　　撒贝宁：原则上讲，小偷的一切权利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对付小偷唯一凭靠的是智慧。因此，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防盗时也要注意，防范的方式各种各样，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只有一个标准：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