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口述史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口述史本是历史学的源头。传说就是口述史的最初形式，这在中外都一样。西方史学史是从《荷马史诗》开始的，其中的人物是半人半神，故事也半真半假，但这并不影响它被尊为西方史学的滥觞。在发明文字以前，口耳相传的历史是人类惟一的记忆形式，因此，口述的《荷马史诗》被认为是一个英雄时代的反映。在中国，也有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

神农氏、炎黄二帝等诸多传说，这些传说也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华夏族早期生存、发展的历史进程。

　　但自从有了文字记载之后，中国才有自己的信史。作为信史，起初并不排斥传说、口述的史料，如《史记·五帝本纪》就把五帝的传说正式载入史册。《史记》还可视为中国第一部口述史，如《史记·项羽本纪》就生动地描绘了鸿门宴中人物的音容笑貌，各种人物的言谈举止，栩栩如生，可是鸿门宴并未留下现场记录，这是司马迁根据传闻和历史记载写下的历史。2000多年来，谁也不怀疑这件事的存在，因为他描述的人物风貌及事件的发展，入情入理，符合历史的逻辑，并非妄自猜测。不言而喻，口述史不仅被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所确认，而且他所作的《史记》在正史中也是吸收传说的表率。

　　唐代设立国史馆，确立当朝为前代修史的任务。自此，史书成为官书，已有严格的程式，引用口述的情况大为减少；史官只是记录员和保管员，一切都以前朝的文本为依据，舍此很难进入史册。治史的人才讲究的是义理、词章和考据的功夫，无需调查访问，纵有史家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但也是作为个人的修养，从来没有作为研究的方法，进入史学的领地。

　　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后才有很大的改变。王国维运用地下文物，验证文字记载，证实了商代纪年的可靠性。陈寅恪以诗证史，将佛经典籍、变文故事与民俗小说相互参照，发掘敦煌佚文《韦庄秦妇吟校笺》的价值，写出了“当日人民避难之惨状”，是反映民众疾苦的重要资料。顾颉刚提出了以民俗求证历史的见解。他运用古代文献、诗词歌赋、乐府变文、地理学、音韵学和现代民俗学对孟姜女传说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的梳理，认为孟姜女的原型是出于《左传》，在齐莒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杞梁妻在奔丧途中接受齐庄公吊唁的故事，在后世逐步渲染成燕人杞良在长城服苦役，被官吏杀害，尸身被筑入城墙内，其妻到城边哀哀痛哭，哭倒了城墙，由此导引出孟姜女的故事。这些对促进新史学的研究下移到民间文化的视角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中所说“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2500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这部著作也成为民俗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孟姜女故事是一则民间传说，当然不能作为正史看待，但这一故事在中国流传2000多年，具有广泛的人民性，表现了古代民众对暴君和虐政的揭露和愤恨。尽管秦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但在他身边永远立着一个孟姜女，这就把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永远置于相生相制、二律背反的境地。这是一个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思想命题，也是迄今未能解决的思想难点。毫无疑问，对孟姜女传说的由来、演变和传播的研究，为从理论上解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具体详实的标本。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图像与文献记载互证，纠正了文献中的多种错讹。

　　从新史学发展进程中举出的这些事例可以认为，不论是以物证史，以诗证史，以图证史，还是以民俗证史，都超越了传统的历史文献，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在以经史为本的传统治史者看来，笔记、野史都被视为稗史，那么以图、诗等等非经非史的资料证史就更不入流了。这说明传统史学要因此丢失多少可资利用的材料。

　　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田野调查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二是口述史的兴起。这两者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来说，口述史学无异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从这一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应该得到史学界的充分重视。

　　刘志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