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检察机关率先推出正名制度保护被诬告者(2)

　　□支持

　　正名是人文关怀彰显公正和公开

　　我省检察机关实行“正名制”是有法律依据的———2002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对经查举报失实并造成一定影响的，要为被举报人“正名”，消除影响。这是迄今为止对“正名”工作提出的最为刚性的要求，也是无辜者依法寻求保护的最重要的依据。辽宁省检察机关的“正名”制实则为该项司法解释的贯彻，是典型的“法的适用”，而并非一项新制度的创建，更不是制度性的改革。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辽宁社科院研究员沈殿忠认为，“正名制”是保护无辜者，支持改革者，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效方式，符合现代司法理念。实行这一制度，有利于捍卫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鞍山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周昊说，实行“正名制”是检察机关坚持立检为公，执政为民的客观需要，这个制度的推出能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无辜者清白。事实上，“正名制”体现的是一种执法理念上的变化，它让被执法者感受到了人文关怀。

　　辽宁法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康姝虹认为，检察机关实行“正名制”是司法进步的一种表现，它有力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了无辜者。举报他人犯罪行为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但举报的情况必须是真实的，捕风捉影、虚假举报是对被举报人的不负责，同时也会给检察机关增加工作压力。她提醒举报人，控告人一定要掌握足够的证据，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向有关部门举报，捏造事实，诋毁、损害他人名誉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法律责任。

　　我省检察机关推出“正名”制的消息经新华社报道后，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有媒体甚至还发表了《用公正和公开为被错告者“正名”》的社论，指出，现代司法的追求以“不枉不纵”为最高目标，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为基本原则。然而客观事实是，并不能保证每一个犯罪的人都受到法律制裁，而在“不纵”与“不枉”难以两全时，“不枉”往往成为法治国家的优先选择。“疑罪从无”精神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体现，被普遍认为是法治的一大进步。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的刑事政策更关注对犯罪的惩治，“不可放过一个坏人”的惯性思维直至今天在一些侦查人员心底仍有深重的印记。侦查过程中损害犯罪嫌疑人权利和合法利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至于被错告或被诬告而进入检察机关侦查视野的被举报人，即便因为被调查而带来不利影响，有些检察官们也常常以这是“依法办案”为由推脱“正名”责任，或认为这是司法公正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在一个法治传统欠缺的国度里，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位公民都通晓“无罪推定”的司法理念，或能精准地认识到侦查、立案、起诉与定罪的区别。当一个犯罪嫌疑人接受检察机关的公开调查，周围狐疑的目光总难以避免，由此造成名誉受损，进而不能正常工作、生活也时有所见。

　　尽管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对举报线索展开调查也是其应尽职责，但对于那些被错告或被诬告者来说，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受害人。依照当事人的意愿，由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说明情况，无疑有利于消除因调查给当事人带来的不良影响。

　　新华社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认为，反腐败要特别防止伤害无辜的干部特别是好干部，那种不分好坏不分真假地乱反一气，必然会造成一团混乱，那正是货真价实的腐败分子所期望出现的局面，不但会伤害好人，真正的腐败分子正好趁浑水摸鱼而逃之夭夭，这是一切正直的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有这样的观念，才能理解实行“正名制”的重要意义，运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

　　如果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采取不了了之、草草收场的态度，被查处人虽没有受到什么处罚，但查处中在思想、形象上受到的伤害，长时期都是难以消除的。这时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启动“正名制”，如实向群众宣布调查的真实情况，一方面消除群众原来的怀疑，同时又为被查处人恢复了名誉，消除了影响，洗刷了冤情，有效地保护了人权，更体现了法治的尊严。“正名制”不可小看，起到了“一石四鸟”的好作用！

　　全省10市在正名

　　去年2月，鞍山市检察院正式推出了“正名制”，制度规定：检察机关经初查或立案侦查后，查清被控告人、被举报人无犯罪事实的，要对被错告、诬告的被控告人、被举报人，在一定范围内澄清正名，消除影响。

　　去年4月，盘锦市检察院出台“正名”制度。

　　去年7月，大连市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实行正名制的规定(试行)》，对正名的条件、方式、内容、程序进行了严格规范。

　　我省现已有近10个市的检察机关出台了关于实行“正名”制度的若干规定。

　　我省检察机关适用“正名”制，先由案件承办人对被举报人的“正名”要求进行审查，对于符合标准的，由承办人提出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和分管副检察长审核后，再报检察长最后审批，方可实施。严格的审批程序，确保了“正名”工作的严肃性，防止了滥用“正名”和适用不当。

　　□质疑

　　正名不见得必要官员应自证清白

　　北京著名社会问题评论员赵继成认为，对被错误举报的公职人员进行“正名”，如果从保护公民隐私权利的角度讲，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考虑到司法追求的程序正义以及公职人员特殊的身份，此措施不够妥当，值得商榷。

　　从该项规定来看，如果检察院经过初查或立案侦查后，发现被举报者是被错告的，那么检察院就要为其进行“正名”。根据我国刑事司法的程序规定，初查是在决定立案之前而进行的初步审查，决定下一步是否立案。事实上，此项工作是所有案件的必经程序，此时还并未启动对于案件的侦查程序，距离法院对案件实体部分的判决更是有相当远的距离。那么根据我国刑事司法所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被初查的被举报人，在初查阶段显然是清白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初查秘密进行，被初查的人员对于检察院的行动是不知晓的，也就更谈不上不良影响了。依据这个道理，如果仅仅经过初查就已经可以认定被举报者是清白的，那么检察院的司法行为给被举报人带来的不良影响就是微乎其微的，显然并无“正名”的必要。

　　举报作为群众对公职人员监督的重要手段，不可能每次都能完全正确，错误的举报难以避免，如果过分夸大错误举报对公职人员的伤害，就是在对举报设置障碍，因此从鼓励社会监督的目的出发，急于“正名”也是不恰当的。

　　检察官邹云翔认为，在国外，人们对官员进行最严密的监督，如完善财产申报、政务公开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让其自证清白；而在国内，没有这样完善的监督官员的机制，加大了监督的难度却要检察机关证其清白，令人遗憾。

　　假如，干部都一五一十地向民众公开了其财产的合法来源，谁还会无端地怀疑其收受贿赂？假如官员的每一个决策都能做到信息公开，能够接受必要的监督，民众还会怀疑其舞弊与渎职吗？错告也好，诬告也罢，这一切都源于干部没有向民众进行必要的公开，让民众放心。

　　从另一方面讲，检察机关也无法证实干部的清白。

　　大家知道司法的原则是无罪推定，凡不能证实有罪者皆认为无罪，司法只能认定有罪无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检察机关无法确认其构成犯罪，却不能保证其实质就是清白的：现实中不乏收受礼贿，而法律无能为力的情况。这说明在清白与否的问题上，法律不是万能的。如果勉强作出了认定，将会损害法律的尊严。

　　现行体制下，普通老百姓只能认为凡不能证明干部清白处皆认为其不清白。清白与否是行政机关必须向民众回答的问题，而有罪无罪才是司法机关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检察机关要给某个干部以结论，也只能这样回答：在法律上我无法确认你有罪，但我无权回答你是否是清白的。所以，解决干部的清白问题，关键还在强调干部自证清白的义务：财产公开，信息公开，让民众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方式为我们服务，让干部如同金鱼缸里的金鱼一样透明。(辽宁日报 刁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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