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修仰峰
2004年12月中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吉林市公安系统炸开：该局清河派出所所长为了完成当年的办案指标，竟然让“线人”花钱从市场上“雇”来13名民工充当“疑犯”，待他们蹲完3天拘留后，再付钱给他们。此案已引起吉林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涉嫌造假的派出所所长已经被免职。(3月1日《海峡都市报》)
平心而论，和那些为完成办案指标大搞刑讯逼供的执法人员相比，该所长还算是良知尚存―――至少他是通过“市场手段”，而不是无辜者的痛苦，来应付压在头上的沉重的办案指标。执法犯法理应受到惩处，笔者无意为他辩解，但理性的人们应该拒绝“墙倒众人推”式的恶俗，要透过该所长的“次道德”折射出来的更为浓重的悲凉感，剖析深藏其中的不合理的业绩考评机制给社会、执法者带来的双重伤害。
该所长不敢对“指标化管理”说不，也不愿干伤天害理之事，但他的“中间路线”并不能保证独善其身，更无法阻止基层派出所的工作因指标而走向变异。“花钱买嫌犯”这一案例，以其令人感慨颇多的特殊性，再次强烈地反证了这样的道理：体制之下，个体的努力与挣扎以及道德与否是微不足道的；一个背离科学的机制一旦大面积地高速运转，体制内的人也将成为受害者。
近些年，治安工作考核的指标化模式催生出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事件，公众在质疑这一管理体制不合理的同时，出于义愤，也有意无意地将基层公安干警形象“妖魔化”了―――他们缺乏法制意识，业务素质不高，滥用职权，不分黑白是非，等等。而清河派出所所长的遭遇，让我们对基层执法者面临的困境，有了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种种现实表明，在脱离治安管理规律的“数字化”体制支配下，严于自律、奉公守法的执法者很可能吃力不讨好，产生“劣币驱良币”式的恶性循环。
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判断一个机制好与否、该不该付诸实践、要不要大面积实施，不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彰显决策者的政绩，而应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促使具体实施者自觉地趋向“善”，并从中得到回报；自觉地警惕“恶”，意识到如果行“恶”，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对照这一基本出发点，谁该为“花钱买嫌犯”的荒唐事情负最终责任，也就不言自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