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松民
西方现代性问题和民族问题理论家厄内斯特·盖尔纳在其《民族和民族主义》中有这样一个定义：“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一步解释说，“作为一种学说，民族主义要求政治疆界与民族疆界一致。”如果两者出现不一致的情况，盖尔纳说，这时就会产生一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就是所谓民族主义
情绪。
盖尔纳是学者，他的话不免有经院味。刚刚在央视热播的《汉武大帝》，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例子：当匈奴的骑兵南下越过长城时，汉民族的焦虑感就产生了。这不妨看作是一种原始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所谓政治疆界，其实就是暴力机器可以控制的界限。至于到了近、现代，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日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都是列强将政治疆界越过自己的民族疆界，延伸到中华民族的疆界。这些事件给中华民族带来五内俱焚的焦虑感，转化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由此形成了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
不过在我看来，在今天，由于一个民族的利益并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地理疆界内，所以这个定义似乎还应该更进一步：当一个民族的利益疆界与政治疆界不一致时产生的焦虑感，就可能导致民族主义情绪。假如这个定义可以成立的话，我们以此来观照“中国红客联盟”的行动(2月22日“青年话题”《红客的爱国情感应该被理解》)，就会发现他们的“六次攻击”，无一不是在这种焦虑感的驱使下产生的反应，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中华民族的利益受损在先，而他们的反击行动在后。
“红客”经常被人批评为非理性，甚至被人嘲笑为“一帮小P孩在网上胡闹”。如果单从他们攻击行动的“战果”及后果来看，这些批评都是有道理的；而有人认为他们的行动既然“违法”，就不能“评功摆好”的评论(2月24日“青年话题”《我不理解红客的“爱国情感”》)也是很有价值的。不过，我认为仅仅以这些指标来衡量他们的行动却是非常片面的。在我看来，“红客”们的行动之所以可以理解，不在于他们的“战果”，也不在于他们攻击的手段，而在于他们实际上是在“焦虑感”的驱动下，通过“网上攻击”这种仪式完成了自己对民族身份的想像和认同。
民族认同实际上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并且需要用一定的方式来保持这种民族认同的长期性和稳固性。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们都生活在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民族国家地域之中。他必须获得一种文化的和民族的归属感，否则无法形成完整的自我观念。但中国社会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现实是：由于缺乏合适的表达自己爱国情感的空间、方式和渠道，我们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感却苦于无法表达，“焦虑感”也难以找到宣泄的渠道。从这个角度来看，“红客”们实际上不过是在借助技术进步提供的手段，自发地表达自己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同时寻找自己的民族归属感———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他们的嘲笑都是浅薄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许应该向“美利坚民族”学习。所谓“美利坚民族”原来并不存在，她是在独立战争中被想像和建构起来的，而且这一想像还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式不断地被强化、复习和巩固，以免淡忘。“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达到极点，他们使用了五花八门的方式表达对国家的忠诚。当然最直接和简单的表达，就是每家每户悬挂星条旗，通过这个象征性的举动表达他们在危机时刻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中国红客联盟”的出现及其盛极一时，真正应该引起我们反思的是：这是不是我们缺少一套强化、复习和巩固对民族国家认同仪式的逻辑后果？
毋庸讳言，“红客”们是青涩的，但青涩不能成为被嘲笑、被轻蔑的理由，因为所有的苹果都要经过青涩才能变得成熟和圆满！“红客联盟”的解散，不妨看作他们走向成熟的标志———谁敢说若干年后，不会从他们中间涌现出于国于民有大贡献的真正的民族英雄呢？毕竟，你要成为一个民族的英雄，基本前提就是要热爱这个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