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名院士呼吁建节约型社会:有权花钱但无权浪费

　　一餐15万元的年夜饭，豪华落地玻璃窗，拆了建，建了又拆的城市建筑，重复建设的机场、公路和中小型电站……中国社会正坠入一个五光十色的消耗旋涡中。与此同时，关于中国资源紧缺的警钟声四起。

　　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资源高消耗

　　“我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在中国工程院2月27日召开的建设节约型社会座谈会上，刘人怀是第六个表达类似观点的学者。

　　人们随手翻看一份刊物似乎就可看到房地产和汽车方面的广告。它们在预示着建筑业和汽车行业的繁荣时，却没有揭示给中国资源带来的威胁。

　　比如，中国建筑能耗超过发达国家2～3倍，其中，水泥的能耗高于世界先进水平50％。中国工程院院士顾真安形容说：“2002年，我国水泥排放的粉尘为1000万吨，相当于把两个水泥厂的产量排上了天空。”

　　城市的无度蔓延严重威胁着土地资源。“很多城市纷纷修改总体规划，实际上是搞‘圈地运动’。”吴良镛院士对开发区热、对土地随意买卖痛心疾首。

　　同样，汽车业也是中国资源消耗的大户。张彦仲院士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到2020年，中国汽车年产量会达到2000万辆左右，保有量超过1．3亿辆，将烧掉2020年预测石油总消耗量的60％以上。

　　高消耗的发展模式，使中国本来紧张的资源形势趋向严峻。“在未来20～30年内，以水土资源为中心的农业资源将接近或者达到临界状态，关键矿产资源会走向全面紧缺，多项资源出口，加上人口增长的压力，我国将面临着资源最短缺的时期。”石玉林院士说。

　　“吃胖了，再去吃药减肥，何必这样呢？”

　　从事建筑环境工程研究的江亿院士对目前我们社会中的一些做法很不理解。比如，有的单位盖楼，都搞大玻璃幕墙，盲目追求建筑形式的美观，却忘了节约能源。有的建筑物搞超大体量，不与室外相连，照明耗电量非常大，从3月份就开始用空调机，直到冬天。有许多宾馆、饭店、会议室的窗户设计得很小，即使白天开会，也要拉上窗帘开着一屋子的灯。当初为什么就不把窗户设计得大一点儿？宾馆在使用时为什么不拉开窗帘呢？

　　上世纪90年代初，潘家铮院士曾主持过一个关于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咨询项目。在最后的报告中，潘家铮反复强调了能耗问题和浪费的严峻性和节能的重要性，但在向上提交报告时，全国出现能源和电力生产过剩，正在号召大家尽量多用电，报告也就无人理睬。几年以后，形势大变。

　　据有关测算，若全国所有场所均采用节能灯，其效益相当于两座三峡电站的发电量。“为什么我们不花点儿建电厂的钱来开发、补贴和推广节电产品？大城市的空调和冰箱消耗电量十分巨大，为什么不立法淘汰陈旧高耗能的设备？为什么不号召推广省油、省钱的小型汽车？”潘家铮的问题让人难以回答。

　　汪燮卿院士也将批评矛头指向社会奢侈之风：“无论公房，还是私房，现在都追求高标准、大面积、内部豪华装修；汽车追求排放量大、豪华型的，经济小型车在行驶上甚至被歧视，造成以驾驶高油耗的大型车为荣，驾驶节油型汽车为耻的社会风气。更为严重的是，奢侈之风在公务人员之间盛行。”

　　高级宾馆禁止省油的小型汽车驶入，这个现象刺痛了潘家铮。但在他看来，危害更大的是一些误导型的言论，它们在为这种高消耗式的生活、生产方式提供理论支持。曾有论者认为，中国处在工业化初期，能源消耗的高速增长符合世界发展常规。对此，殷瑞钰院士用一个形象比喻进行嘲讽：一个人吃胖了，再去吃药减肥，何必这样呢？

　　要以1倍的能源增长支持GDP翻两番是不可能的，要考虑开发更多的能源。这些结论令潘家铮怀疑和不安。中国单位GDP耗能之高，数倍于发达国家；中国各项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不仅远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甚至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中国煤在开采、运输、转化过程中效率低，浪费大，一吨资源只顶半吨用……

　　西方走过的路，我们一定也要走吗？“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与发达国家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建立一个低度消耗资源的节约高效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化解资源的矛盾，建立资源节约高效型的经济体系。”老院士侯祥麟说。

　　瑞典一个地铁站令徐匡迪折服

　　一个关于浪费的例子给院士朱高峰的印象深刻。他到过山东省某县一个非常大的蔬菜物流中心，全国各地的蔬菜都要运到那儿去，再从那里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这种物流成本的浪费让他开始思考节约问题。“我们的建设，从设计到生产，再到流通，都存在着浪费。”朱高峰认为，生活领域需要节约，生产领域同样应该全面提倡节约。建立节约型社会，必须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全面考虑。

　　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其拉动经济的作用，曾被认为“原则上没有重复建设问题”。朱高峰与此意见相左：基础设施同样会重复建设，应该从利用率上下工夫，不能一味审批。

　　2004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表演讲时提出，应在资源开采、加工、运输、消费等环节，建立全过程和全面节约的管理制度。

　　徐匡迪院长说，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他曾经为瑞典的地铁车站折服———这是一个山洞，没有任何的水泥，完全是生态车站。相比之下，现在国内许多城市都在发展公共交通，搞地铁，走的是前苏联的路子，车站建设得很漂亮。

　　此外，信息化资源浪费严重问题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前一段时间搞政府上网，到底花多少钱，谁也不知道，建了多少个网站，多少个网页？现在都叫电子政务，信息化本身一方面确实很有作用，但另一方面，浪费也是极其严重的。朱高峰院士说：“物质方面的浪费都看得出来，而信息化的浪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当许多地区为南水北调作牺牲时，北京人还在用自来水浇花

　　“当全国许多地区为南水北调作出牺牲的时候，北京人还在用自来水浇花。”吴良镛院士觉得很难受。吴良镛认为，一种破坏性的文化影响着社会。比如，有开发商邀请在校学生去参观长城脚下的豪宅（事实上是违章建筑），然后现身说法：建筑设计要有想像力，要有灵感，要跟着一起建豪宅……

　　一种适度消费的观点认为，空调不是开得温度越低越好，暖气不是开得温度越高越好，照明不是越亮越好，不要和美国人去比享受，不要追求小轿车的普及率，城市交通仍然要以公交为主，一切勤俭节约的好传统、好经验都要保留和推广，“这也是养生之道”。秦伯益院士说。

　　张彦仲院士称，日本汽车年产量1000多万辆，拥有车将近1亿辆，其中只有30％以上是排放量1．3升以上的。我国许多地方对低于1．3升排放量的汽车不给上牌照，不许过长江大桥，不许走重要公路，甚至认为文化高、职位高、有钱的人都坐大排放量的车。

　　然而，主张勤俭节约的呼声，似乎并没有阻住人们追求奢华的势头。秦伯益表示，现在许多人在个人生活方式普遍追求奢侈，“追求低级趣味的暴发户心态正在一部分人当中滋长”。“因为小孩儿不大会用筷子，我们小时候吃的饭掉到桌子上，家长都说要捡起来吃，不可以浪费。现在不是这样了。”徐匡迪感慨。“很多地方都在建大楼，有人总认为，现在经济发展快了，就要搞世界上最豪华的东西。”北京某地铁枢纽新盖的3座大玻璃罩外观的大楼，不考虑遮阳、隔热措施，让院士江亿为它“夏天怎么办”发愁。

　　有权花钱，但无权浪费

　　“开展全民教育，树立节约观念是当务之急。”潘家铮认为，应该使大家知道，我们正面临资源全面短缺的严峻现实，要唾弃奢侈浪费作风。

　　力戒奢华，提倡节俭，在徐匡迪看来，政府部门可以对社会起良好的示范作用：要精简会议和文件，现在会议多，文件多，这也是一种资源浪费。“中央开了一个会，各省部委马上回去开一个相应的会，文件落实文件，并不能保证具体的落实情况。各级政府的会议都要采用自助餐，吃不完的要付钱。”

　　资料显示，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供水不足。城市里的“节水”标语已经“无孔不入”，甚至贴到了小区的垃圾桶和学校卫生间的水龙头旁。与此同时，水资源的浪费已经成为城市里的顽症。对节能的道德呼吁，处境日益尴尬。“我们要用立法来解决浪费的问题。”汪燮卿说。

　　“你有钱，可以去吃10万元一顿的盛宴，但不能剩下大量食品丢入泔水桶，剩菜就要重罚；你可以去住10万元一夜的总统套房，但不能浪费自来水；你不能为追求创吉尼斯纪录去做一只4吨重的汤圆，结果没有锅能煮它。总之，你爱花钱就去花，但你没有权浪费资源，这要遭到全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禁止。”潘家铮这样设想着法律与个人自由间的协调。

　　潘家铮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对资源节约非常重要。政府应利用政策、法律和经济手段来引导，甚至迫使企业走上正确的路，来体现国家意志。他建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要把精力花在审批具体项目上，而是更多地从事规划性的事务。“我们小学教科书要写上，我们的国土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水资源是怎么样的，我们的自然课要加上这一节，要有危机感，加强危机感。”汪燮卿说。作者：本报记者 张伟 李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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