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章学统”与“远行持重”

　　叶隽

　　作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走进外文所的青年人，我们确实曾有一种“返朴归真”的感觉。那是因为，这里，曾是我们作为莘莘学子无比向往的圣地，一代代前辈学者，以他们的宏通学识、风骨良知、寂寞坚持，为我们确立了学人的榜样与典范，冯至、钱钟书、卞之琳……他们既是诗人，也是学者；既有读书万卷的渊博，更有游历万里的明达；既有立足书斋

的淡定，也有忧国忧民的深沉。这种学术层次与生命境界，都值得后人再三揣摩，景仰不已。对一个真正的学人来说，其对学术与社会的使命感，未必要挂在口头，但在心中却不可无明确的体认，能如此，则对自己生命的方式与意义，都会形成一种坐标得以确立般的使命感。

　　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与蔡元培先生密切相关。而其完整奠立，则有两层含义。一是闻名于世的北大改革，由此蔡元培一举奠定下中国现代大学与学术制度的基础。这其中不但有其援为思想资源的德国教育理念，也还有明定学人界限的“由寂寞达致自由”的原则。研究所的建立，更是蔡氏高屋建瓴的一大明证。蔡氏改革北大，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不但要求学生不可“有做官发财思想”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更直接表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将学术研究确定为学者与学生的共同“天职”，乃是现代学术的重大标志，研究所的成立和发展，自然就是水到渠成之事。研究所设四个方向，除了国学门之外，就有与史学、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外国文学。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学术创立期的那一代学人的恢弘气度与远见卓识。另一层意义，是专门的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之建立，对中央研究院的意义，蔡氏有明确的体认：“就名义言，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就职责言，又兼学术之研究、发表、奖励诸务”，故此“使命重大，深自兢兢”（蔡元培《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462页（杭州）），但即便在那个年代，相对自然科学而言，人文社科方面仍规模较窄，仅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两个独立机构。

　　应该说，无论是对建立国家级的独立学术研究机构，还是对外国文学专门研究的重视，蔡先生都有明确的意识。但专门外国文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事业，在学术文化领域开辟鸿蒙的蔡先生却将之留给了后人。这要等到1964年，中国科学院将外国文学从文学研究所分离，单独建制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这不但是外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机构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既意味着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学术来说并非可有可无，同时更说明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里对外来文明的吸收与借鉴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正应了陈寅恪那句话：“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第17页）。而有意思的是，外文所的第一任所长，乃是由北大西语系主任转任的冯至先生，他是蔡元培当年掌校北大时的学生。冯先生曾有文章“但开风气不为师”，肯定自己作为北大德国文学系的学生身份，同时更强调是北大“自由”的风气养成了他这位“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与优秀的外国文学学者。是啊，正是作为留德学人的蔡校长一力推进德文系的建设，才可能有冯至这样的日耳曼学者孕育其中，也才可能有日后中国日耳曼学与外国文学研究的“桃李芬芳”。这样的一种“薪火相传”，多少让后来者感觉到“举火燎天何煌煌”的壮观场景。虽然从1918年北大德文系的建立，到1964年外文所的建立，仍相隔近半个世纪之久，但这其中所显现的，仍是中国现代学术星火明灭之一脉相承。

　　外文所的传统，从来就是“中西融会”，这一点，在冯至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虽然他自谦“只是对古今中外文学摸过一点，略知一二”而已，但事实上他不但诗歌写得出色，古典文学的修养也相当不错。更重要的是，他更有着明确的“本土意识”，他一再强调：“我们搞外国文学，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根本目的还在于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提供借鉴。这样有的放矢，研究工作才有意义，也容易做出成绩。”（冯至《我与中国古典文学》，见冯至著《山水斜阳》第142、147148页）

　　岁月悠悠，时光易逝，转眼已过去了40个年头。这其间，经历过文革的严峻挑战、乱后的文化重建、80年代的风云波澜、90年代的市场大潮，后者直到今日仍对我们裹挟至深。从昔日的“翰林清贵”，到今日的“书生清贫”，研究者要面对的，原本就不仅是作为对象的“外国文学”而已。1990年代的外文所，经历了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既不像大学外文系的发展能受到政府的强力资金支持，又不能可与市场联姻的其他专业一样“与狼共舞”，作为纯学术机构的外文所，如何走出困境，迎来前路，真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但大的时势背景不可求，小的个体学术状态却可以由自己把握。王瑶先生曾说过：大环境左右不了，小环境却可以自由创造（陈平原《为人但有真性情》）。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大小环境之外，还有一个中环境的问题，就是学者自身所在的学术研究机构本身。面临以上诸多严峻挑战，而外文所作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地位总体上仍未动摇，究其原因，除了学者自身的严格自律之外，或许与外文所善于在逆境中开拓创造自己的良性学术环境大有关系。当代学术文化领域中，一种不自觉的“反商”现象，其实值得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是在颇多经历了时代的“风吹雨打”之后，毅然择定为研究者的寂寞清静之途，有着明确的学术体认与归宿的使命感，在某种意义上，正显现出中国未来学术文化的“多重生机”。而外文所就像这个大时代的一个缩影，充分体现了其学术文化气度的“大度包容”，正因为它为各具才情的“才智之士”提供了容身之所，或许他们会为未来中国的文化创造书写下特别的一页。

　　而作为今天的青年研究者，我们有幸能在这样的学术机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不妨从自己身上反躬自省，我们如何才能在困境中突围与崛起？想想西南联大时代，在那样“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背景下，我们的先辈创造出了何等丰硕的精神财富呢？今天的市场大潮虽然喧嚣，但总不能还难过了那时？如此想来，前途应是大有可为。“莫愁前途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最为根本的，或许还在于，我们该如何择定出发的步履？我想，有以下几点可能值得我们深加思考：

　　有传统修养与本土关怀的良好融合。由于教育体制和观念变迁等诸多因素，我们这代人虽然没有过上山下乡的特殊经历，接受的也是正规教育，但论及传统修养，仍无法与前贤相提并论。所以一方面必须有自觉补课的意识，另一方面更应注意在学识增进的同时，不忘生存于其中的“吾国吾土吾民”，本土关怀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更为迫切与必要。

　　有世界文明与专业知识的良好融合。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已成现实，地球村日益狭小的背景下，没有充分的世界文明意识与知识储备，是很难达到“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层次与境界的。在“文明的冲突”中，我们要善于分辨，既能涵泳其中，又能出入其外。我们要走向世界，但决不是为了“人云亦云”；毕竟，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我们多少都有自家擅长的“绝活”，可以在某个国别研究上深入其中。我们更有我们的“利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丰厚与现代国家本土问题的多元，都为我们在世界文明基础上理解别国文学与思想提供了最好的养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歌德提“世界文学”，席勒说“世界历史”，黑格尔更对“世界精神”大加褒扬，其实他们，谁都未曾忘怀自己时代的主题——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与崛起。

　　有教育传承与学术创新的良好融合。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教育学术的代代传承，有继承才有发展，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很难再达到新的高度。我们必须寻找并确立自己的学术传统，在这样的历史隧道中明确自己前行的方向；也只有自觉的学术史意识的形成，我们才真的有可能完成“学术创新”的时代期望。

　　有文化创造与社会情怀的良好融合。我们所做的不是“书蠹”般的文字游戏，我们的学术研究必然有着其文化创造的独特意义，有了这样的意识，我们就会善待自己手下的笔墨文章。“大学者一般都不会将视野封闭在讲台或书斋，也不可能没有独立的政治见解，差别在于发为文章抑或压在纸背”（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15页），这也是陈寅恪为什么强调大师巨子的意义“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陈寅恪：《陈寅恪文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这样的学术研究就是最重要的文化创造，而之所以能达致这样的境界，与学者自身的人间情怀与社会关怀是不可分割的。这样的学问，才可能有血气、有境地，“生气淋漓”。

　　如果我们想做到以上数点，那么，摆在面前最急迫的问题，倒还不是读书治学、苦心研究，而首先是，如何安身立命？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可能对自己的职业与志业没有过追心的思考，无论是费希特对“学者的使命”的追问，还是韦伯拈出的“以学术为业”，还是陈寅恪强调的“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大师巨子”的意义（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陈寅恪：《陈寅恪文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我们都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21世纪的学术命脉，将经由我们将“火种”下传。如何能使之在当今日益喧嚣的市场浪潮中保有其青春活力，使中国现代学术之星火得以明灭相传，是我们这代人不容推却的使命。寂寞与喧嚣，并非水火不容。在已足够喧嚣的当代社会，我们要学会“偷得浮生半日闲”，在寂寞的书斋中，我们要学会“风云际会更无前”，我们不但要能“辨章学统”，我们更要能够“远行持重”。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VielesSchweregibt es dem Geiste , dem starken,tragsamen Geiste,demEhrfurchtinnewohnt:nach dem Schweren und Schwersten verlangtseineSt?rke.”（这坚强的、负重的、满怀敬畏的精神，注定要承受艰难。精神的成长本就由艰难与忧患铸成。Nietzsche,FriedrichAlsosprachZaratustra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StuttgartAlfredKr?；ner,1988.S.25.）精神三变，是必须在骆驼的远行负重之后的，那就让我们这代青年，开始在外国文学学术事业中的千里之行吧！（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