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窘境成医学发展“瓶颈”

　　近年来，虽然各地的遗体捐献条例陆续出台，但全国还没有关遗体捐献的统一法规，遗体捐献依然没有走出伦理、法律等因素的制约，遗体来源极其有限，已成为制约医疗单位、医学院校发展的一个“瓶颈”，特别是自从大学扩招后，医科大学目前拥有的遗体数量更是远远无法满足教学需要。

　　医学院学生靠录像学解剖

　　一位眼科专家告诉记者，眼科医生在真正走上手术台前，起码应该有50次眼睛解剖的实践。

　　可记者了解到，每年招生近2000名的中国医科大学用于教学的遗体少得可怜。遗体捐献俱乐部发起人于佐良告诉记者，去年他到该校解剖教研室了解到的情况是，开展遗体接收十几年来，这里总共只接收了39具自愿捐献的遗体。

　　该校解剖教研室主任佟晓杰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由于缺乏人体标本，许多医学院校不得不减少解剖实践的课时，有的院校只能让学生看教授解剖尸体，或者只能放录像片进行教学。

　　而有的医学院校甚至退而求其次，干脆靠人体挂图和模型来教学，但挂图毕竟是二维平面的，没有立体感；教学模型虽有立体感，可是和人体标本有着质的区别，人体内错综复杂的组织结构是教学模型根本无法比拟、无法替代的。

　　在国外的医学院，医学本科的学生都是2至3人实习解剖一具尸体。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说，人体标本是最完美的教具，对于培养医学接班人，对于促进我国医学教育和科研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佟晓杰说，人体解剖学是医学院校必不可少的一门基础课，医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体研究，而从事人体研究首先要了解人体的结构。

　　另外，遗体作为最直接、最真实的教学道具，疑难杂症患者留下的遗体更是具有极大的病理研究价值，而疑难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缺乏病理解剖的验证，一直是影响我国医学研究向深层发展的“症结”。

　　愿意捐献者多止步公证环节

　　遗体捐献俱乐部的成立暂时给医学教研单位带来一些曙光，这段时期，到当地医科大学登记要求捐献遗体的人明显增多了，但真正到公证处公证的却寥寥无几。

　　同样，遗体捐献俱乐部代办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手续以来，广大市民对此反应热烈，有数千人来函来电咨询或表达捐献意愿，而正式办理登记手续的近70多人中，还没有一个做最后公证的，而公证恰恰是遗体能否捐献成功最关键的一环。

　　根据遗体捐献的4个程序：捐献人与遗体接收单位取得联系；在该接收单位同意接收遗体后领取申请表，申请表上必须有当事人与直系亲属的签字；当事人应委托一名执行人（可为直系亲属，也可为单位或居委会有关负责人）负责捐赠人死后的各项捐献事宜；最后由当事人和委托执行人一起到公证处进行公证（如果当事人行动不方便的，可由公证处派人直接上门进行现场公证）。显然，如果没有最后的公证，捐献登记表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效力，能否最终完成遗体捐献就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为什么公证环节上出现了问题？沈阳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刘喜成认为，遗体捐献俱乐部在推动人们观念的改变上功不可没，但还有更深一层的问题亟待解决，就是国家对于遗体捐献法规的出台。

　　没有统一法规，捐献者顾虑重重

　　刘喜成告诉记者，因为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遗体捐献法规，使得遗体捐赠双方权利和义务往往难以界定。同时，缺乏法律规范也将不少的志愿捐献者挡在门外，因为他们多数因没有立法而心存顾虑，担心遗体捐献后不能真正用于医疗教学、病理解剖和器官移植。还有不少志愿者前来咨询时，首先是问立法了没有，要等到立法了再来。

　　与此同时，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有些医学院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捐献者与接收单位签订了捐献协议，并进行了公证，但捐献者去世后，其直系亲属却又反悔，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此类问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此外，捐献的遗体是否有人格权，家属对捐献者遗体的去向、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等是否有知情权等，涉及伦理及法律问题。由于无法可依，给接收捐献者的相关工作带来许多不便。刘喜成认为，遗体捐献最终需要相关立法，以保证捐献真正实现，保护捐赠接收单位和个人的权益。

　　据悉，虽然北京、上海等地方出台了遗体捐献地方性条例，但一些细节问题尚没有彻底解决。 作者：晨报特派记者杜琛沈阳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