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家遗体捐献志愿者俱乐部调查:改变传统归宿观

　　遗体作为医学教研上的"活教材"，是提高医术、延续生命的保障前提，而在中国，因为受到道德的束缚，更多的人选择将自己的遗体火化后安葬，真正将遗体捐献用于医学解剖的屈指可数。中国医科大学向记者透露的事实令人惊讶，因为遗体捐献的紧张，大多数医学院的本科生都没有接触过人体解剖，学生只能通过对人体模型的观察，完成医学学习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解剖学课程。

　　近年来，随着国内各地遗体捐献条例的陆续出台，遗体捐献开始规范化、系统化，但大多数公众依然没有献出自己身体的勇气。日前，中国首家由遗体捐献志愿者自发组织的俱乐部在沈阳正式成立，其成员是6位耄耋老人，在遗体捐献尚不被公众彻底认同的今天，这群老人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归宿方式"，也正努力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

　　“忍辱负重”的说服者

　　这个国内的首家捐献遗体志愿者俱乐部现在有6名正式会员，会员不但自己捐献遗体，而且鼓励自己的老伴以及儿女都加入到这个行列。“只有我一个人捐献，对医学贡献毕竟有限，只有人们观念都改变了，才能使中国医学得到进步。”于佐良，这家遗体捐献俱乐部的发起人告诉记者。

　　75岁了，于佐良的身体依然硬朗灵活，如今的每一天，他都骑着自行车在沈阳的大街小巷奔波。“遗体捐献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关键是观念的转变。”于佐良说，在许多人眼里他似乎有些“疯疯癫癫”，但他清楚自己努力的意义。

　　3月1日清早，沈阳的温度在零下十多摄氏度，于佐良照例出发了，骑着单车准备去一个老友家，继续做遗体捐献的说服工作。“说不清楚这是第几次登他们的门了。”为了做通这家老人的工作，于佐良说他“忍辱负重”，两个老人的儿子坚决反对，一开始提醒他不要在父母面前提遗体捐献的事，后来见老于没有任何收敛，就警告他如果还要提就让自己的父母和他断交，结果还是无法阻止老于。于是，他们干脆不让老于进家门。

　　幸好今天老人的儿子不在，门敲开了，68岁的老朋友于秀琴热情招呼他快进来。“还是那事。”于佐良开门见山。“进去谈。”于秀琴说。但老太太的老伴对于佐良态度却冷淡得多，坐在里面一言不发。于佐良心里清楚，真正的反对者是老友的老伴和儿子。

　　“不行，我还是不同意。”老太太的老伴在一旁发话了，“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就是人要‘入土为安’，把自己解剖了，我想不通。”

　　“不急，你可以慢慢理解。”于佐良又耐心劝导着，“遗体捐献是回报社会，想想人来到这个地球，享受了社会带给他的物质精神文明，也消耗了资源，难道走之前不应该再把自己交回去吗？”

　　“你怎么说也没用，儿子不同意签字一切都是白搭，对儿子来说让我们捐献遗体就是不孝，要受到别人的嘲笑。”好友的老伴还是一副固执劲。

　　“别人的看法不重要，而且时代观念进步了，大家都会理解，捐献的遗体是用于医学教研用，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后人身体更加健康，是好事，只要你们同意了儿子最终还会违背你们的遗愿吗?”

　　“再说吧，我刚刚同意和她海葬。”老伴说完，一旁的好友给于佐良使了眼色，悄悄告诉他，可以换个话题了，因为老伴刚做完胃切除手术，忌讳任何有关死亡的话题，提醒他过些日子再来谈谈。

　　随后，于佐良告辞，很满意地离开了这户老友，“他们的观念其实已越来越进步，迟早也会成为我们遗体志愿捐献俱乐部的一员”。

　　女儿离世前，他忍痛说服其捐赠

　　这个被称作“沈阳倡导捐献遗体第一人”的老人告诉记者，他曾是沈阳市变压器厂的退休工程师，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一次住院让他萌生了遗体捐献的想法。躺在医院，每天看到因医治无效而死亡的病友，家属悲恸不已的场面，他多么希望医学能进步一点，或许那一幕幕人间悲剧就不再上演。后来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医学，明白解剖对于医学进步的重要性，于是找到医院要求捐献自己的遗体，然而由于当时社会尚未提倡捐献遗体，而且手续繁琐，他最终未能如愿。

　　一晃到了5年前，于佐良捐献遗体的想法依然没有改变，特别是当他看到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已经退休多年的他再次来到医院办理遗体捐献手续，但被告知需要家属签字才能办理。于是他开始做3个子女的思想工作，但儿子坚决反对。

　　几次说服不通，他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拍着桌子对儿子说：“老爸一生未求过你，今天爸就求你让我达成心愿，这就是你最大的孝心。”最终儿子被老父亲的执着所感动，3个儿女郑重地在父亲的申请表上签字。

　　两年前，他的大女儿因肺癌住进了医院。医生告诉于老，他的女儿活不了多久，于佐良听后老泪纵横，日夜守在女儿的病榻前，但他还是没有忘记遗体捐献，一天趁着外面阳光灿烂，女儿心情特别舒朗之时，他鼓起勇气开口道：“爸给你说件事，人终有一死，死了什么也带不走……”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女儿已经明白了，“爸，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让我捐献遗体，你放心，我捐。”没想到，女儿不但要把遗体捐献，还要把眼角膜捐献给那些需要光明的人。

　　几天后，女儿离开了这个世界，沉痛中的于佐良亲自到相关部门为女儿办理了捐献遗体手续。

　　“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家”

　　70岁的吴梅臣是6名正式会员之一，也是6名创始人中唯一的女性，在于佐良的感召下，她不但决定自己捐献遗体，还带动她全家7口人一起加入了捐献遗体的队伍。

　　“子女开始也反对，但经过无数次思想工作之后，我能理解的东西，他们也能理解。”吴梅臣告诉记者，一切都是在春节的年夜饭上搞定的。一开始说到她要捐献遗体，几个子女死活也不干。大儿子先忍不住了，“你不是让我丢人吗？爸去世时就希望你死后还能跟他在一起，现在，连在一起的墓碑都替你们买好了，你不能丢下他不管呀！”

　　听到子女的态度，吴梅臣的泪水禁不住流了出来，“你爸他如果地下有知的话，也会为我高兴，他是一个开明的人，知道我死后作点贡献还要遭到你们的反对，在地下也会不安。”

　　她告诉子女，身体不过是人在地球上居住的帐篷，随着生命离去，这个帐篷最终是要损坏的，趁着它还没有损坏的时候，让它各个部件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生命也会因它所发挥的作用而得到延续。

　　听罢，几个子女算是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先是大儿子同意，接着二儿子，二女儿，还有他们的爱人也都同意了。团圆饭也越吃越高兴，吴梅臣趁机把遗体捐献的好处给子女们来了个彻底灌输，结果不但大儿子、二儿子、二女儿以及两位儿媳妇先后加入捐献志愿者行列，连远在美国的大女儿也表示回国后要填写捐献申请书。

　　如今，由于吴老家里7口人都是志愿者，被称为“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家”。

　　同意作捐献者70多人

　　于佐良很满意俱乐部成立后已有的成绩，特别是开通了热线之后，每天有无数电话打来询问遗体捐献的步骤程序，已经登记同意准备做最后公证的人就有70多位。“这一切让我们俱乐部志愿者感到很欣慰。”于佐良说，他几十年的梦想也一点点变为现实。

　　经费成了发展瓶颈

　　遗体捐献俱乐部的成立得到了当地医学院的积极响应，在俱乐部的建议下，这些接收单位分别制订出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和规范的操作流程，使遗体解剖更加文明化。几个遗体接收单位在解剖室设置了灵堂，方便家属悼念捐献遗体的亲人。接收单位还许诺，遗体解剖后保证将各个器官重新放在一起，然后火化，最后将骨灰交给他们的亲属。

　　目前，俱乐部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在大连医科大学的支持下，他们在铁西区租了一间老房子，买了几件旧桌椅专门办工，并开通了热线，为有捐献意愿者提供咨询。

　　然而，这个民间自发成立的组织到底能走多远，所有成员都不清楚。作为俱乐部的主任杨东文同样显得茫然，“经费成了最大问题。”

　　去年12月，俱乐部成立初期宣传所需要的会场、打印资料、制作条幅，都是由队员自己掏腰包解决。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他们就在志愿者家中轮流举行，虽然志愿者对此都很认同，但他们的子女难免会感到忌讳。为了避免尴尬，他们将“会议室”搬到了商场的休息凳上，大家对此戏称为“打游击”。

　　如今，虽然有了固定场所，但只有半年的租期。“半年后怎么办呢？”记者问。杨东文的回答是：“只能走着看。”但杨东文相信，他们即便回到过去的游击状态，也一定能继续下去，“因为这些老人志愿者清楚遗体捐献的意义所在。”作者：□晨报特派记者杜琛沈阳摄影报道

　　捐献窘境成医学发展“瓶颈”

　　近年来，虽然各地的遗体捐献条例陆续出台，但全国还没有关遗体捐献的统一法规，遗体捐献依然没有走出伦理、法律等因素的制约，遗体来源极其有限，已成为制约医疗单位、医学院校发展的一个“瓶颈”，特别是自从大学扩招后，医科大学目前拥有的遗体数量更是远远无法满足教学需要。

　　医学院学生靠录像学解剖

　　一位眼科专家告诉记者，眼科医生在真正走上手术台前，起码应该有50次眼睛解剖的实践。

　　可记者了解到，每年招生近2000名的中国医科大学用于教学的遗体少得可怜。遗体捐献俱乐部发起人于佐良告诉记者，去年他到该校解剖教研室了解到的情况是，开展遗体接收十几年来，这里总共只接收了39具自愿捐献的遗体。

　　该校解剖教研室主任佟晓杰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由于缺乏人体标本，许多医学院校不得不减少解剖实践的课时，有的院校只能让学生看教授解剖尸体，或者只能放录像片进行教学。

　　而有的医学院校甚至退而求其次，干脆靠人体挂图和模型来教学，但挂图毕竟是二维平面的，没有立体感；教学模型虽有立体感，可是和人体标本有着质的区别，人体内错综复杂的组织结构是教学模型根本无法比拟、无法替代的。

　　在国外的医学院，医学本科的学生都是2至3人实习解剖一具尸体。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说，人体标本是最完美的教具，对于培养医学接班人，对于促进我国医学教育和科研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佟晓杰说，人体解剖学是医学院校必不可少的一门基础课，医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体研究，而从事人体研究首先要了解人体的结构。

　　另外，遗体作为最直接、最真实的教学道具，疑难杂症患者留下的遗体更是具有极大的病理研究价值，而疑难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缺乏病理解剖的验证，一直是影响我国医学研究向深层发展的“症结”。

　　愿意捐献者多止步公证环节

　　遗体捐献俱乐部的成立暂时给医学教研单位带来一些曙光，这段时期，到当地医科大学登记要求捐献遗体的人明显增多了，但真正到公证处公证的却寥寥无几。

　　同样，遗体捐献俱乐部代办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手续以来，广大市民对此反应热烈，有数千人来函来电咨询或表达捐献意愿，而正式办理登记手续的近70多人中，还没有一个做最后公证的，而公证恰恰是遗体能否捐献成功最关键的一环。

　　根据遗体捐献的4个程序：捐献人与遗体接收单位取得联系；在该接收单位同意接收遗体后领取申请表，申请表上必须有当事人与直系亲属的签字；当事人应委托一名执行人(可为直系亲属，也可为单位或居委会有关负责人)负责捐赠人死后的各项捐献事宜；最后由当事人和委托执行人一起到公证处进行公证(如果当事人行动不方便的，可由公证处派人直接上门进行现场公证)。显然，如果没有最后的公证，捐献登记表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效力，能否最终完成遗体捐献就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为什么公证环节上出现了问题？沈阳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刘喜成认为，遗体捐献俱乐部在推动人们观念的改变上功不可没，但还有更深一层的问题亟待解决，就是国家对于遗体捐献法规的出台。

　　没有统一法规，捐献者顾虑重重

　　刘喜成告诉记者，因为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遗体捐献法规，使得遗体捐赠双方权利和义务往往难以界定。同时，缺乏法律规范也将不少的志愿捐献者挡在门外，因为他们多数因没有立法而心存顾虑，担心遗体捐献后不能真正用于医疗教学、病理解剖和器官移植。还有不少志愿者前来咨询时，首先是问立法了没有，要等到立法了再来。

　　与此同时，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有些医学院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捐献者与接收单位签订了捐献协议，并进行了公证，但捐献者去世后，其直系亲属却又反悔，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此类问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此外，捐献的遗体是否有人格权，家属对捐献者遗体的去向、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等是否有知情权等，涉及伦理及法律问题。由于无法可依，给接收捐献者的相关工作带来许多不便。刘喜成认为，遗体捐献最终需要相关立法，以保证捐献真正实现，保护捐赠接收单位和个人的权益。

　　据悉，虽然北京、上海等地方出台了遗体捐献地方性条例，但一些细节问题尚没有彻底解决。 作者：□晨报特派记者杜琛沈阳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