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俞洲来源：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吉林市公安局清河派出所所长为了完成2004年度办案指标，竟然弄虚作假，从市场上“雇”来13名农民工充当“犯罪嫌疑人”。（详见本报3月2日A15版）
制订绩效挂钩的办案指标，本意在于督促基层警务部门忠实履职，积极工作。然而，
由于在办案指标的制订和考核中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往往将一定时间内具体破案的数字指标分解到基层甚至警察个人，引起副作用。
从常理说，警察办案数量的多少本应视发案情况而定；而案件发生与否，并不以警察的意志为转移。硬性规定办案指标，在考核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必然诱使甚至逼迫警察弄虚作假。在此背景下，出现“没有罪犯找罪犯，千方百计造案件”的现象就不是天方夜谭。据报道，为了完成任务，三级警督周吉成指使他人盗牛，自己再抓现行；为了获得全额工资和办案奖金，湖北荆州警察戴明与他人合谋导演“抢劫案”。警察屡屡“导演”假案的现象，难道不值得有关部门思考吗？
更重要的是，以办案指标考核执法部门政绩容易陷入管理悖论，在工作指导思想上出现重打击、轻管理、疏防范的倾向。试想，如果一个管理严密、防范得力而使辖区治安稳定，发案数量持续下降的基层警方，对必须完成的办案指标将会如何一筹莫展啊！高企的办案指标会不会催生滥用职权、刑讯逼供，或急于求成、草率结案的歪风，增添新的冤假错案？
给基层民警下办案指标，是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延续，其根源在于许多人头脑中存在的“指标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