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锋地带：受贿是“行”出来的 行贿是“诱”出来的

　　新闻现场

　　在四川省检察院搭建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里，成都某建筑公司原项目经理冯某成为行贿档案录入第一人，系统记录了法院以行贿罪对他做出的有期徒刑一年的判决，以及他被端了“饭碗”、永久限制进入建筑行业投标的处罚，同时该系统还向全社会公开。此间人士认为：过去在人们的印象中，重打击受贿者，轻打击行贿者，现在看来，行贿也要付

出惨痛的代价。（3月1日《人民日报》）

　　·正方·

　　让行贿者成为“过街老鼠”

　　马国川

　　四川省检察机关的做法，使行贿者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让他们承担法律制裁和失去信誉的双重风险，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当前的反腐败工作也是一个创新。

　　在最近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云南一私企老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骂腐败，但你们想没想过，这些腐败是怎么来的？贪官又是谁喂出来的？我认为，贪官是我们‘喂’出来的，受贿是我们‘行’出来的。搞出这么多的腐败，我们企业界是有责任的。”假如说，有些私企之所以行贿是无奈中做出的“次优选择”，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在检察机关查处的贿赂案件中，80%的行贿者是用公款行贿。花纳税人的钱，办的却是个人的私事。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严惩一切行贿者。

　　但是，事实上又怎样呢？河南省信阳市的一位反贪局副局长曾发出疑问：“你听说过有多少人因为行贿被判刑？”这位从事反贪污贿赂工作近25年的检察官说，按法律规定，受贿5万元要判有期徒刑5年以上，行贿5万元判有期徒刑5年以下，但当前查处受贿者与行贿者还没达到应有的比例，行贿者有恃无恐。以福建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腐败案为例，这位名动全国的“三光书记”被判了死刑，但向他行贿的71人中，仅有13人被判刑，多数行贿者只是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而已。由于对行贿者处罚不力，行贿者胆子越来越大，攻击性越来越强。结果养虎成患，最终“造就”了一批腐败大鳄。

　　行贿者和受贿者是天然的犯罪共同体，行贿引发受贿，受贿又导致渎职犯罪，构成了一条衍生权力腐败的“犯罪链”，对两者的惩罚都要有力。我们一方面要对受贿的赃官保持穷追死打，另一方面对于行贿者同样要严肃查处，让那些行贿者变成过街老鼠，形成人人喊打的形势。

　　·反方·

　　行贿与受贿同罪成立吗？

　　潘洪其

　　鉴于近年来行贿犯罪包括公款行贿犯罪案件居高不下，有人主张“像痛恨贪污受贿一样痛恨行贿行为”，“执法执纪机关要尽量减少执行弹性，像严惩腐败高官一样严惩形形色色的行贿者”。这种意见反映了一些人对当前行贿犯罪的痛切感受，有必要加以认真辨析。

　　司法机关对行贿罪的惩处一般轻于对受贿罪的惩处，这不能简单归咎于“执行弹性”，而是因为法律对此有明文规定。在1997年修订通过的新《刑法》中，对受贿罪的处罚标准与贪污罪相同，最严重的可以“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于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而在主张像严惩受贿者那样严惩行贿者的人看来，行贿引发受贿，受贿又导致渎职犯罪，“行贿者和受贿者是天然的犯罪共同体”，必须至少施以相同的惩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无论是从逻辑上讲，还是从现实情形上看（如成都冯某的例子），在行贿与受贿这一对矛盾当中，受贿一方永远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永远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些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权过大，公权私用的成本过低，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为请托人说话、办事，争取资金、贷款、项目、地皮、优惠政策等等。由于拥有这样的权力，能够施加这样的影响，某些官员几乎无异于为自己准备了一种姿态———只要有谁愿意向我“进贡”，我就愿意给谁办事。假如缺乏这个基础，所有的行贿都将无从谈起。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行贿“引发”了受贿，反而是受贿诱发了行贿。

　　在惩处行贿罪和受贿罪的问题上，法律表现出了某种轻重缓急，既合乎情理与法理，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客观要求。至少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像严惩受贿者那样严惩行贿者”的理由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