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村官腐败给农村社会和谐带来危机

　　朱卫华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仍把反腐败作为今年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未知“两会”代表委员们是否在“吏治腐败”之外，意识到另一种腐败给农村社会和谐带来的危机？那就是“村官腐败”。

　　构建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公平，而“村官”在经济层面上的腐败，已经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的公平规则。前几年，广东有媒体曾发过一篇报道，叫做《书记开奔驰，村民盖麻袋》。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富庶村庄，村支书中开“奔驰”驾“宝马”者，并不鲜见；经常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及包养“二奶”挥金如土者，也不稀奇；甚至经常漂洋过海、出国“观光”者，更是“洒洒碎”(小意思)。还有，一些“村官”的子女在小学时代就开始到发达国家留学，大笔学资并不是寻常的同村村民所能承受的。

　　但让村民质疑的，还不仅是“支书开奔驰，村民盖麻袋”这类的寒心事，而是“村官”们所拥有的和挥霍的巨额财产，都是“取之有道”吗？都能说明“来源”吗？这些地区的许多村委会都有一批极为可观的集体财富，不少村每年的集体纯收入，以人民币计算都在八位数甚至九位数以上，值得警惕的是，这样一笔巨大的资金，常常被“村官”甚至村支书一人“黑箱操作”。在这些村委会，土地、房产等固定资产，价值更是大得惊人。大宗地产出租或房产交易，通常也都是以八位数甚至九位数成交。但如此重大村务，村民却均如“局外人”，财务进账出账，奥妙都在“一支笔”中，常常有花项含糊的巨额“白条子”混杂在票据当中。财务始终都是农村改革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也是构建农村社会和谐进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当然“村官”都清楚这一点，不正因为是“核心问题”，才由“领导核心”来掌控的吗？

　　我认识一位年过七旬的黄姓村民，他曾对我说过，他的家乡正在走向城市化，他是他所在的村委会下属一个村民小组的村民代表。多年来，该村委会每年的集体纯收入至少在一亿元以上，但直到今年为止，三任村支书历时二十年的“执政”期内，从未向村民公开过财务。而且他所在的村民小组中一千多亩果园和耕地，在十多年前被“村官”“转让”后，“开发商”反复转手“炒”卖，几易其主，如今竟不知谁为“地主”了。村民耕种不能，索偿无门，至今那耕地和果园仍大半闲置，荒草丛生。

　　黄老爹为这些事已经代表村民苦苦上访十二年无果，去年夏天他带一个上访小组直达“天听”，把诉状送到了全国人大和几个有关部委，但仍如石沉大海，音信杳无。他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要告下去，直到给村民要到“说法”为止。他还说，有人劝他到今年的“两会”告“御状”。可他摇头：算了，别去给“两会”添乱了，人家都在讨论国家大事。

　　多少善良淳朴的百姓呵！他们不明不白地丧失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心里还惦记着“国家大事”，可十几年来在“国家大事”的日程中，可曾关心过他们一次次绝望的奔走呼号？是什么把他们逼上了茫茫无涯的上访苦旅？难道仅仅是“村官腐败”吗？据了解，近年来，我国农村几乎所有的农民集体上访案不仅都与“村官腐败”有着直接关系，而且都是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的直接结果。一般认为，“村官腐败”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而事实上，贫困地区的“村官腐败”也毫不逊色。拿“村官腐败”和“吏治腐败”比较，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那里多么贫穷，都挡不住腐败分子贪婪的欲望。

　　据《市场报》报道，广东东源县徐洞村是一个贫困村，至今仍有70%的村民尚在贫困线以下，但该村“村官”在2003年竟举债400万元建“可与星级酒店媲美”的村委会办公楼，楼脚下是村民破旧的土屋、裸露的小道——何等“和谐”的民俗啊；而且落成后邀市、县、镇三级干部参加了一场31桌大席、吃掉11万元的“庆典”，而盛宴之侧村民的锅里，却是清汤寡水的糙米粥——何等“和谐”的民生啊；更有甚者，星级办公楼区成了“村官”的特权领地，而村民们却被禁止进入——何等“和谐”的民风啊！

　　构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稳定，而“村官”在权力层面上的腐败，已经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秩序。有的地方，一个“村官”就是一方恶霸，就是一方黑恶势力的代表。而且由于“村官”拥有合法的头衔和外衣，因此对农村社会而言，具有比传统意义上的村霸更强大的破坏力。

　　据《时代潮》报道，福建省惠安县涂寨镇涂寨村被称作“恶霸村官”的村支书郑旭阳，为了树立自己在村里的绝对权威，将他故去多年的亡父塑成金身佛像，封为“七省郑巡按”，供奉于村里的祠堂。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要把其“亡父像”请到家中供奉，每到其父亲的祭日、生日，全村唱戏、捐款；为了使他的走私车能直接开到自家门前，郑旭阳暴力拆除十余户百年祖屋；一村民因还不起他的高利贷，被殴打驱赶、强占店铺，使之不得不带全家亡命他乡；他强行征地，把那一片片连着村民命根子的青苗，一律用推土机推掉；他组织参与“六合彩”赌博活动；那些告状者的家里，半个月之内至少有两次遭到歹徒袭击……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但是，当地“有关部门”对近在咫尺的暴行却装聋作哑，蒙骗村民的所谓“调查”也被郑旭阳一次次“摆平”。他多次叫嚣：“有人给我撑腰，我怕啥？县官还不如我现管呢？有种的你就告，越告，我官做得越稳，过去是村长，现在是书记。”村民郑清民因向上级反映过他的劣迹，被他指使他人将其打成重伤，尔后他在全村党员大会上威胁说：“谁再告状，下场就和郑清民家一样惨！”

　　这哪里像共产党的村干部，简直就是黑社会老大！而这样的“村官”并非个别现象，近年来时有所闻，如安徽阜南县先后发生的两宗村支书杀害村民案等。“村官”政治素质、法律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等综合素质的普遍低下，早已成为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农业社会的沉重负担，倘若这批素质低下的“村官”非但不思进取，反而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作奸犯科、为所欲为，那么，“官逼民反”就不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和谐更无从谈起。

　　当然，并非所有的“村官”都用暴力去显示淫威，恶霸式的“村官”只是村官败类中的一个品种。还有一种用非暴力手段就足以让村民噤若寒蝉的“政客式”“村官”，这种“村官”靠玩弄“权术”让村民对他俯首称臣，靠非法聚敛起来的财富威慑村民。在村民心目中，他就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可以不给县长磕头，但不能不给支书烧香。

　　有一位同样拥有“奔驰”坐驾、每天抽掉三包“三字头软中华”、儿女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留学的老“村官”曾对我说，他可以随时把电话打到京城某大人物家的客厅里和“首长”或“首长”家人聊天说事——这我相信。但我奇怪的是，当村民们有话要说时，却常常费许多年的功夫都找不到一个“大人物”家的门口，更不用说客厅了。像这样的“村官”就从不依靠几个看家护院的彪形大汉去表达力量，他们是以财富为后盾，依靠苦心经营的“深不可测”的人脉去震慑村民。村民哪个不畏惧这种能让“鬼推磨”的“村官”呢？在经济发达地区，“村官”们大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编细织的社会网络，村民中流传的关于有些“村官”“上通天，下通地，中间还有好兄弟”的歌谣，绝非空穴来风。像那个郑旭阳，据媒体披露在市、县、镇三级政府中都有“保护伞”，正因为他有“没有走不通的关系”，所以他才能做到“没有摆不平的麻烦”，“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稳则国家稳；农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治则国家治。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就不能对农村社会的这种不和谐音符充耳不闻；农村要实现社会和谐，就不能对藏身于反腐败“真空”地带的“村官腐败”视而不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群体的同时，派生出一个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村官”群体，而这个群体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农业社会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如果这个群体出了问题，则意味着发展步履本已十分艰难的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更如雪上加霜。而不幸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群体中的腐败现象近年来愈演愈烈；而不幸中之尤为不幸者，“村官腐败”问题至今尚未引起各级执政者的有效重视。人民网日前称“村官腐败”正在打造“腐败航母”，应是媒体向社会发出的一个言之成理且言而有据的警示。

　　不能无视广大村民的愤慨：“村官腐败”不除，农村社会和谐就没有指望！

　　相关专题：2005年全国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