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价格管制，遏制药价虚高

　　毛飞

　　“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两会上的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说起药价虚高问题，与普通百姓一样深恶痛绝；他表示，年内要拿出整治办法，有效解决药价虚高问题。（3月6日《中国青年报》）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显而易见，连续数年的药价虚高现象如果得不到根本遏制，“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高强指出，当前造成药价虚高的首要原因在于“政府定价太高”———某些药品从出厂到卖到病人手中，价格猛涨了几十倍，但依然没超过国家的最高限价，“再贵都是合法的”。高部长的话点出了药价虚高的症结所在，再说的明了一点，造成药价虚高的根本原因恰恰是政府对药品实施了价格管制。

　　从2000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药品价格管理政策。老百姓常用的药品———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基本上都被列入政府价格管制的药品目录之中。政府实施药品价格管制的初衷是善意的，主管部门希望通过政府定价的办法防止医药企业滥涨价格，以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说到底，就是为了防止出现“看病贵”的问题。

　　然而，具有良好初衷的政府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政府管制部门与被管制的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管制部门为药品定价，既要考虑药品生产的“社会平均成本”，也要考虑为各环节的企业预留出一定比例的利润，“社会平均成本”加上预留的利润，就是药品的管制价格。但是，管制者的知识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掌握有关药品生产的全部信息。真正了解药品生产成本、流通成本的只有药品生产企业。因此，政府管制部门要完成定价，首先必须等各药品生产企业报上各自的生产成本，再计算批发与零售价格。

　　凡存在信息不对称，处于信息强势的一方就存在隐瞒真实信息的道德风险。显然，政府的药价管制也没有逃脱这种道德风险。为了保证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药品生产企业有绝对充分的理由虚报生产成本与流通成本；他们上报的“成本”不是生产与销售中的真实成本，而是真实成本再加上最高预期利润之后的数字。于是，政府管制部门计算出来的“社会平均成本”就变成了“社会最高成本”。

　　政府物价部门按照“社会最高成本”确定药品价格，其结果是好企业日进斗金、烂企业也能活得十分滋润；因为按照政府的定价，所有医药企业都可以坐收暴利。只是这么一来，老百姓就吃了大苦头，虚高的药价让囊中羞涩的普通消费者“不敢看病、不敢吃药”，陷入“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之中。

　　由此可见，要真正遏制药价虚高，关键在于放松政府的价格管制；不再按照虚伪的“社会平均成本”定价，而由市场机制确定价格。在药品生产企业多如牛毛的今天，常用药品的市场状况供过于求，基本符合充分竞争的条件，完全可以放松价格管制，让企业自行决定药品价格；我们相信，充分的市场竞争会促使企业自动地将常用药品的价格降低到合理的程度，让老百姓可以买得起、用得起。

　　当前遏制药价虚高的最好办法，就是放松价格管制，把被桎梏了的价格释放开来，让市场竞争消除药价虚高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