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样看待记者的采访要求

　　85％的人觉得“无偿配合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56％的人认为“涉及专业知识或知识产权的采访应该付费”

　　2005年2月下旬，老艺术家孙道临给想要采访他的《羊城晚报》记者出了一个难题：采访要付费。这句话立刻引起广泛的讨论乃至争议。几天后，孙道临再次出面澄清误会，他解

释说：他只对某些涉及知识产权的采访提出付费要求，并不是对所有的采访都要求付费。

　　孙道临的解释把更深层次的问题抛给了关注这件事的媒体和公众，大家开始追问，什么类型的采访可以付费？对什么人应该付费？3月2日至3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就此问题电话访问了它在全国的300名读者，有291人提供了他们的看法。

　　69．8％的读者明确反对索要采访费的做法，并且认为“这影响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也有30．2％的被访者说“这可能是一种趋势”。

　　作为普通人，对于记者的采访要求，大家都是怎么看的呢？46％的读者表示这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毕竟“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了。也有15．5％的人认为采访“对我有益，可以借此机会反映一些问题”。总的看来，乐意接受采访的人占了61．5％。与此相反，选择“谨慎一点好，我的意见不能随便说”的公众占18．6％，明确表示采访“很烦，占用我的时间精力”的人只有1．4％。从多数公众对采访的欢迎态度和理由可以看出，与普通公众相比，媒体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正如上海《东方早报》的张先生所说：“被采访对象向新闻界要钱这种现象在中国基本没有市场。大多数情况是被采访人需要新闻界，而新闻界不一定需要他。”

　　讨论到“采访应该有偿还是无偿”时，读者的回答也基本是一边倒：60．5％的公众支持“应该无偿”的观点，大家普遍认为“说两句话也要钱”不值得推崇。

　　与公众的观点不同的是，专家和业内人士多对个人索酬这一现象持包容态度。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李希光说：“被采访者个人有权提出任何要求，这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他可以选择说或者不说。”中新社的徐先生也称：“现在媒体除了社会效益以外，也带有盈利的商业性质，那么，被采访者就有要求付费的权利。”

　　与对受访者索酬权利的认可形成区别的是，这些业内人士对媒体是否应该付酬的问题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李希光是“支票簿新闻”的坚决反对者。在3月1日晚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非常坚定地认为：“别人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记者坚决不能付费。这是新闻学的基本道德，属于新闻学中最小儿科的问题。国外的主流媒体在报道新闻的时候也都是禁止付费采访的。只有一些黄色小报会出钱去购买别人的照片或隐私。”

　　采访中，李希光反复强调了禁止付费采访的原因。“接受钱的人可能为了满足记者需求，提供记者想要的东西。而记者想要的东西不一定代表了事实的真相。与有偿新闻一样，记者向采访者付钱同企业向记者付钱、记者索要报酬等是同样性质的，都是严重违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的。”

　　《东方早报》的记者张先生持相反的观点：“采访付费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新闻采访也有市场价值规律，也要强调物有所值。”他还谈到，对于付酬的新闻线索应该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我们要看他提供的新闻值不值这个价，还要看他的名气，他的人值不值这个价。在西方媒体，这是很普遍的。当媒体对受访者付了钱，你就只能给我提供独家新闻。”最后张先生强调，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绝不代表他们报社。

　　中央电视台的郭女士也承认，他们了解的海外同行基本上是新闻商业化运作，付费采访是很常见的。“我们也许应该转变观念，新闻本身就是产品，我们的媒体就是靠卖新闻挣钱，给提供信息的人付一些费用也是正常的。国内的一些媒体，比如体育、娱乐方面的专业媒体已经在这样做了。”

　　中新社的徐先生也谈到，在国外买卖新闻就是合法的。他们可以花钱买，但是我们不能卖，尤其是涉及国家机密的新闻，卖了就是犯法。

　　这次调查也发现，读者对自己面对媒体的权利和义务是清楚的。88％的人表示自己“有权选择是否接受采访和接受哪类采访”，88％的人认同“政府官员必须无偿接受新闻媒体监督”，85％的人觉得“无偿配合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此外，多数公众对于有偿新闻的负面影响表示了担心，68％的人认为“有偿采访会导致虚假新闻的增加”。

　　在承认自己有无偿配合媒体监督义务的同时，56％的公众认为“涉及专业知识或知识产权的采访应该付费”。

　　调查背景：本次调查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CATI）实施，执行时间为2005年3月2日至3月3日，共随机访问全国31个省区市的读者291人。其中，男性占56．6％，女性占16．8％；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3岁，大专以上学历者占82．9％；月收入在1000～2000元者占50．3％。

　　作者：本报记者 成梅 实习生 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