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殊途同归的亚洲巨人

　　(本文作者马丁·沃尔夫是《金融时报》的副主编和首席经济评论家。1999年以来，他一直是每年一度的“世界 经济论坛”的特邀评委成员)

　　马丁·沃尔夫(MartinWolf)

　　地球上差不多每5个人中，有2个不是中国人就是印度人。单是中国的人口就比拉美和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口总 和还要多。因此，这两个亚洲大国的经济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它预示着，欧洲人及其殖民地傀儡长达5个 世纪的统治行将告终。

　　过去25年中，

　　中国的经济表现出色得多

　　让我们从已经发生的事说起。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两个亚洲大国远远落在快速增长的西欧和北美经济体后面。 1820年，中国的产出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以共同国际价格衡量)，印度则占16%(见图表)；到20世纪中叶，中 国占世界产出的份额是5%，印度则占3%。

　　20世纪40年代，这两个大国赢得独立。尽管两国政体不同，但它们都奉行类似的经济理念。19世纪与帝国主义 接触的经历对两国造成了创伤，两国领导人都担心再次成为外国经济利益的附属品。两国都认为，资本主义既不公平又缺乏效 率。结果，两国都实行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对社会主义自给自足经济的追求以失败告终。到20世纪70年代，两国都未能开始恢复自己的历史地位。但自那以 后出现了一次转型。两个经济体都踏上了从国家控制走向市场、从自给自足理想走向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两国都开始追赶 全球一些领先经济体。但中国一直比印度做得好很多。

　　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两个大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共同国际价格衡量)差不多，都大致相当于 美国的1/20。但到去年，中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已达到美国水平的15%，而印度大致相当于中国水平的一半。

　　如果说两国都做得不错，那么中国要出色得多。1980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而 印度的年均增长率为5.7%。中国的实际人均GDP(按不变国内价格计算)比任何一个国家都上升得快，而印度则在增速 方面排名第9位。按共同国际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在此期间上升了300%，而印度则上升了125%。

　　中国模式VS印度模式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业绩(至少迄今为止)优于印度？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认识两国经济战略 上的差异，还要认识两国政体上的差异。

　　两个国家都是伟大文明的继承者。但中国的文明无法与国家政体分开，而印度的文明则无法与社会结构分开，尤其是 不能与种姓制度分开。

　　这一差异贯穿两个国家的历史和当代表现。正如伦敦经济学院的德赛勋爵(LordDesai)所指出的，“对印 度来说，问题(是)在多样性中达到和谐统一”。但中国则是一个“一元化的强势政体，可以坚决追求一个单一目标，并在此 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动用资源”。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些政治和社会差异可以解释两国发展战略的不同之处。中国基本上复制了其他东亚国家的成功故 事，尽管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较弱，而其经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高于日本和韩国。中国的经济增长基于以下因素：高 储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基础教育普及、快速工业化、日益解除管制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一个向国际开放且有竞争力的经济 体。

　　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中国大不相同，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它以服务业为基础，而且显然未创造大量就 业机会。储蓄率和基建投资都远低于中国。工业化几乎尚未开始。文盲率高，而另一方面精英教育又很发达。印度正规的劳动 力市场是世界上受监管最多的市场之一。各种法规和相对严格的进口屏障仍制约着国内市场的竞争。

　　中国已经接受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印度欢迎经济增长，但试图将社会动荡降至最低限度。中国政府视发展为目标 ，并将其视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印度政客则将组织利益的代表性视为目标和他们合法性的基础。中国的政治是发展式的，而 印度的政治仍主要是庇护式的。

　　不难看出，为什么中国的增长一直远远高于印度。中国不仅储蓄和投资比印度多得多，而且在利用全球经济所赐机会 的程度上，也远远超过印度。中国人也更有技能，所实行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更为深刻。

　　快速增长能否持续？

　　它们肯定可以。快速增长的潜力取决于它们同世界领先国家在平均生产率上的差距，以及制度和政策上的质量差距。

　　关于前一点，如果中国复制日本或韩国赶超美国的表现，那它就有可能极其迅速地再增长30年。

　　就后一点而言，国际透明度组织(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将中国的腐败状况排在 全球第71位，比第90位的印度稍前一点。在2005年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ofEconomicFreedo m)中，中国排名112位，而印度排名118位。世界银行(WorldBank)的投资环境和“经商(doingbu siness)”指标显示，中国和印度的商业环境都存在问题，而在印度，法律拖延和政府机关傲慢造成的障碍比中国略微 严重些(见图)。

　　简而言之，两国的制度和政策质量在未来有大幅改善空间，这也表明两国的增长潜力还远没有被充分发掘。

　　印度能赶上中国吗？

　　这取决于两国的表现。中国增长的主要内部制约是制度性的：缺乏法治，导致产权不明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以及 金融体系存在严重弱点。这些缺陷的重要症状，一直表现为依赖国外企业和香港这个离岸金融及法律中心。

　　中国制度性缺陷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在资本利用方面缺乏效率。相比其他快速增长亚洲经济体的相同发展水平， 中国的投资率一直要高出很多，但增长率却并非如此。部分原因是如此庞大的国家所需的基建投资规模太大，但还有一部分原 因在于这个事实：在1993年至2000年间，60%的贷款流向了国有企业。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体中，竟有高达40%的现有贷款被认为是坏账。浪费的规模可谓惊心动魄。

　　中国不仅面临国内诸多挑战，还有可能受到外部制约。中国在出口市场的非凡成就一直是其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 既然中国是全球贸易中如此庞大的参与者，并且其自身经济已然如此开放，那就很难让人相信，这种出口强势能够持续。

　　不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未来的挑战都是巨大的。但很有理由相信，中国至少将再快速增长20至30年。这将需要 持续且痛苦的改革。但在中国的决策者们看来，如果选择让经济动力放缓，那一定更加糟糕。

　　如果中国经济确能保持高速增长，那么印度能与之匹敌吗？印度前高级公务员维贾·科尔卡(VijayKelka r)已经很好地表达了他的乐观看法。科尔卡先生认为，印度的政治稳定性、牢固确立的民主、相对高效的金融体系、日益深 化的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供应环境等，都有力地预示着未来增长。

　　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印度人口构成产生的效益更好。与中国不同，2050年前，印度的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 中所占比例将持续上升，同时其劳动力质量也在改善。随着生活水平改善且子女抚养比率下降，印度的私人储蓄率将继续提高 。最后，自1980年以来，印度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势头一直相当良好，全要素生产率(每单位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产出增长 )每年大约提高2%。

　　但印度也有诸多制约。公共部门的负储蓄大大限制了资本构成。尽管政治和法律体系发展良好，但仍然臃肿、低效率 。政治上缺乏对发展的关注。此外，迄今为止，需求上升一直未能赶上日益增加的劳动力供应。结果，过去10年中总体就业 率每年仅上升1%。识字率还是太低。也有证据表明，从1996-1997年以来，每年的趋势增长率已放缓至6%以下。

　　加快印度经济增长当然有可能。但那需要大幅提高储蓄和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以及显著加快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