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工业的出现是与中华帝国的崩溃相伴随的。而帝国崩溃最深刻的后遗症在于礼崩乐坏后，人们放
弃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逐渐看到了通过经营工商业迅速改变命运、满足自己欲望的希望。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兴办企业。虽然企业让人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适，但却一直受到批判。人们不喜欢企
业的管理方式，憎恨企业主。有人把这种情绪归结为仇富心态，这显然是肤浅的。因为如果一个民族能够平静地接受帝王将相
的世袭富贵，为什么却不能接受企业主那一点点来得快去得更快的财富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有了企业，却没有支撑企业的
理念，企业成了不义的堡垒和象征。人们依赖企业，同时也憎恨企业。如斯密所见，对于只能满足人们肉体欲望和激情的东西
，人们虽然受惠于它，但心存鄙视。这是人之常情，并非我们民族的偏见。
传统的帝国时期，地主和佃户、士绅和农民之间是主从关系，大家世代生活在同一个村庄，虽然是两个有着天壤之别
的阶级，但却都遵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在农民眼里，服从长辈和士绅是天经地义的。而地主士绅也逐渐把农民当作家人
或者下属，一方面，他们可以随意支配这些贫穷老实的农民，甚至可以剥夺他们的生命，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自己对下人
有着照看的义务，甚至某种尊重。伴随着帝国的崩溃，这种关系也彻底解体了，“五四”先贤打倒孔家店，其历史意义即在于
此。
在这种背景下开办的企业，很自然地试图复制地主和佃户的关系，但它只能引进那些最糟糕的成分。
从企业主来看，他们对自己花钱雇来的工人，没有丝毫感情，更不要提尊重，因为这些人8小时以外，就和他没有任
何关系了。于是他们总是通过各种途径来推脱付酬和提供劳动保障的义务，利用流氓工头和官府最大限度地剥夺工人。而对工
人来说，内心深处对自己所处的受人支使的卑贱地位深为痛恨，他们对企业主的服从总是不那么心甘情愿，甚至心怀怨恨。所
以，一面是残酷的“包身工”制度，一面是工人一旦造反成功，就要求不干活多拿钱。企业的控制权由此变得漂浮不定，谁都
想把它抢在自己手里，因为谁都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和资格。
翻一翻中国近代企业史或者工人运动史，就会发现，专业管理阶层、资本家和工人，有时候还包括政府官员之间对于
企业管理权的争夺一直比较尖锐，这种斗争不仅仅是权力斗争，也是不同经济伦理之间的斗争。
在这样的环境里，谁也分不清权威和专横、自由和任性、权利和本分的界线，谁都没有正确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自
己能够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用托克维尔的话说：“这样的状态决不是民主的状态，而是革命的状态。”于是，就有了中国革
命。
(作者单位：社科院经济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