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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10日05:48 深圳商报
  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聋儿教师曹艳奉献特教13年
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图)

  看到那些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有口不能说、有腿不能行的残疾孩子,曹艳的心都快碎了。她知道,这些孩子也强烈渴望参与社会,渴望人类文明的滋润。她要用自己的爱,用自己柔弱的肩膀为他们撑起一片蓝天

  曹艳,一个美丽的都市女人,一个才华出众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出人意料地谢绝了中央电视台导演让她做主持人的邀请,选择了与一群聋哑儿童为伴。在深圳布吉莲花山下的元平特殊教育学校,她与一批又一批没有听力、不会说话的特殊孩子朝夕相处了整整13年。在孩子们无声的世界里,曹艳就像一盏启明灯,用她的爱,给他们“讲述”世界的美好,给他们带来生活的希望。

  “选择了特殊教育,就不能把它当成维持生计的工作,而要真正用心热爱它。”

  3月9日中午12点,外出办事的曹艳一回到学校,就急匆匆爬上教学楼四楼的教室里。离开一上午了,她惦记着班上的孩子。一进教室,孩子们都欢呼了起来,又是鼓掌又是拍胸脯,原来孩子们也在想念她呢。

  和大家打过招呼后,曹艳拿过讲台边上的凳子想休息一会儿。还没坐下,坐在前排的冯俊鑫小朋友突然跳了起来,一边冲着她摆手,一边指着凳子大叫。低头一看,她笑了:原来凳子上有灰尘。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坐在后排的一个孩子就已经拿着纸巾冲到了讲台上,满脸笑容地替她擦干净。每当这时候,曹艳就感到特别幸福。她说:“别看这些孩子不会说话,可他们什么都懂。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我希望他们把这种爱带到社会当中去,永远地陪伴他们的生活。”

  今年35岁的曹艳出生在西安一个机关干部家庭,她从小就梦想当一名光荣的教师。1985年,国家教育部和联合国共同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综合性的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在中学表现突出的曹艳被保送至该校聋教育专业。她的这一选择让家人和朋友一时难以接受,他们知道,特殊教育,说白了就是和残疾人打交道。在那个年代,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去做这种工作,社会上还有不少偏见。更何况,在他们眼里,从小各方面都非常出众的曹艳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个耀眼的明星呢。曹艳用自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说服了父母,毅然投身到了这个很多人还不理解的事业当中。

  1989年,学成归来的曹艳到西安市教育局报到,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外表出众的她引起了在同一栋楼办公的西安电视台的注意。台里的领导特意找到她,让她去参加正在全市举行的主持人选拔大赛。因为还没有上班,年轻的曹艳也想试试自己的实力,就去报了名。在上千名竞争者当中,曹艳过关斩将,成为了最后胜出的4个人之一。在电视台等她报到的时候,她却出现在了西安市聋哑学校的校园里。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她说:“电视台要找一个合格的主持人容易,但我是全国首批培养的特殊教育的专业教师,学校要找个人替代我,不是那么容易。更何况,我国现有6000万残疾人,平均每5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有残疾人,这个惊人的数字让我感到一种神圣的责任,也让我明白了特殊教育对于社会的意义。”

  1992年,曹艳调进了刚刚组建不久的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你来自大城市,人又漂亮,还多才多艺,怎么就甘心这样和残疾人打一辈子交道呢?”面对别人的猜疑和不理解,曹艳10多年来都坚持着自己的信念:既然选择了特殊教育,就不能把它当成维持生计的工作,而要真正用心热爱它。为了方便照顾学校里的孩子,曹艳动员丈夫把家从漂亮的莲花北村搬到关外,搬到了学校的旁边。同事廖剑芳老师说,她哪是在工作啊,简直就是在当孩子的“妈妈”。

  “我可能永远都感受不到桃李满天下的快乐,但我能把人类真诚的爱传递给那个无声的世界,让不幸的孩子听见声音,哪怕只有一个字。”

  曹艳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给聋哑学生上作文课《小闹钟》,她把自己心爱的小闹钟拿到教室当教具。一个学生打着手语问:“老师,闹钟会响吗?”曹艳说:“会。”就把闹钟的声音打开,放到听力最好的一个孩子耳边,他听了一会儿,高兴地说:“老师,有,有钢琴声。”曹艳非常高兴,又把闹钟放到第二个孩子的耳边,他把耳朵紧紧地贴在闹钟上,听了足足有一分钟。曹艳以为他在欣赏优美的音乐,可是这个孩子突然抬起头说:“老师,我听不到,什么也听不到。”曹艳的心像被针刺了一下。她接着把闹钟给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孩子们一个接一个摇头,用茫然、企盼的眼光看着老师。曹艳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

  在曹艳幼年时代的教师梦当中,最大的理想莫过于桃李满天下,看着自己的学生一个比一个有出息。可是,特殊教育的现实与以前的理想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面对这些不幸的孩子,曹艳明白自己这辈子可能永远都感受不到那种桃李满天下的快乐。但她并没有后悔,看到那些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有口不能说、有腿不能行的残疾孩子,曹艳的心都快碎了。她知道,这些孩子也强烈渴望参与社会,渴望人类文明的滋润。她要用自己的爱,用自己柔弱的肩膀为他们撑起一片蓝天。那节课后,曹艳就暗下决心,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决不离开这些孩子,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人类真诚的爱传递给那个无声的世界。

  曹艳说,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们,心中都有一份同样的执著和愿望。她们学校有一位老教师,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她每天坐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来到学校,明知是给聋哑学生上课,可讲课的声音却比谁都大,一节课下来,声音已经嘶哑。许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可是曹艳知道,她有一个心愿:她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让这些聋哑孩子能听到她的声音,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

  在正常人的世界里,曹艳是个能说会道的活跃分子,曾经在全国性的演讲比赛中获得过一等奖。可是,在特殊学校里,面对着孩子们的无声世界,她的这些特长都无法发挥作用。怎么办呢?她所能用的,除了爱心外,就只有特别的耐心了。课堂教学要手语、口语并用,想方设法调动孩子们听觉以外的其它感官。简单的一个字、一句话,可能要教几十遍、几百遍。

  有一次,报社举办“孩子心目中的老师”征文。曹艳班上一位学生的家长这样写道:“有一天我辅导孩子学习,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连教了两三遍他都掌握不了,我便有些急了,用手指着他说:‘你怎么这么笨啊!’孩子打着手语对我说:‘爸爸你不好,才教了两遍就骂我,曹老师教十几遍都不着急。你不好,曹老师好。’”这段话,鼓励着曹艳度过了这10多年教学生涯的每一天。有一次她给学前班的聋生上语训课,一对一、面对面教发音。一句“爸爸、妈妈”,她不知重复了几十遍。可孩子始终发不准,总是说bobo、meme。她没有气馁,仍然一遍又一遍地教。突然间,孩子用力喊了一句异常清晰的“妈妈”,同时喷了她一脸口水。她却顾不得擦脸,高兴地伸出大拇指表扬他。紧接着孩子又说出一句“你像妈妈”,刹那间,孩子的口水交织着她的泪水,从脸颊流淌下来。曹艳说,就在那一天,她明白孩子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爱。

  “中央电视台都没在乎,其他的机会我更不会考虑,我离不开这些孩子。”

  1996年,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栏目邀请曹艳担任表演嘉宾,当时同台演出的还有王刚、孙悦等明星。曹艳用甜美的笑容和伶俐的口齿征服了台下的观众,却引起王刚和孙悦等人“怀疑”。节目结束后,他们俩不相信曹艳是特殊学校的老师。王刚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断定”曹艳是深圳电视台派来客串的主持人。孙悦称她曾为拍MTV学过一点手语,要曹艳当场表演。刚开始,曹艳的手语让孙悦觉得“有点像”,慢慢的,王刚和孙悦信了,“哪有客串的主持人会这么多手语啊!”当然,那天关注曹艳的不只是王刚和孙悦两人,更加心动的是综艺大观的导演。他当场问曹艳:“你的户口在哪里,愿意来北京吗?”导演表示中央台有个文艺类节目的主持人刚走,而曹艳质朴纯净的风格非常适合。

  “中央台,谁都会心动啊!”在返深的路上,曹艳犹豫了。回到学校,班上的孩子们看到离开一个星期的老师回来了,都疯跑着扑到曹艳身上,用手语和眼神向她问长问短,告诉她好多他们想说的话,打听好多他们想知道的事。曹艳的眼泪像决堤一样涌出来,心里的犹豫顷刻烟消云散。她说:“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怎么可能离得开这些孩子呢?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呢?”当天晚上,曹艳就给北京打去电话,婉言谢绝了导演的邀请。

  其实,熟悉曹艳的人都知道,因为她的多才多艺,这种转行的机会她“浪费”了不知道多少个。电台、电视台、外资企业……曹艳都一一放弃了。采访中,她笑着对记者说:“中央电视台都没去,其他的机会我更不会考虑。”她的眼神很恬静,她说元平特殊教育学校的这群孩子们,让她感觉充实而快乐。

  1999年,曹艳因病住院,不得不暂时离开学校,孩子们像是失去了支点。孩子们打电话找她。十几个孩子,轮流对着电话,只能发出最简单的“唔”、“哇”的声音。有的孩子在电话里一边喊一边哭,听得曹艳泪流满面。班里有个脑瘫的孩子对着听筒,含糊不清地大喊:“老师!我们想你!”曹艳说,所有的病痛,在那一刻都化作乌有。18岁的学生宋征,为了能见到曹艳,提着一兜水果,在一个周六的早晨,赶到曹艳当时所住的莲花北村。宋征并不知道老师住在几栋楼几号房,就从第一栋楼开始一栋一栋往下找,用怪异的声音喊:“曹老师!曹老师!”含糊的发音,超高的音量,招来很多人白眼。但为了能见到老师,倔强的宋征硬是从白天一直喊到黄昏。傍晚6点多,躺在床上的曹艳隐约听到有人喊自己,爬起来打开窗户往外看,暮色中,她看见了宋征疲倦的身影。曹艳大声呼喊着宋征的名字,可他却一直仰着头四处张望、寻找。曹艳探出身体用力向他挥手,宋征突然看到了她,一米八的大个子,扑通一声就蹲在地上,竟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用手比划着:“老师,我找了你一天。”那一刹那,曹艳感觉到了宋征所有的期待、委屈,她的心就像被人刺了一刀似的疼,却也感到无比的温暖。

  “离开这些孩子,我会想他们的。”曹艳说,“和纯真的孩子们在一起,我感觉很充实。其他的工作没有这让我内心觉得更踏实、更有意义。”

  “每个聋哑孩子心里都有一扇门,只有爱,可以打开这扇门,可以帮孩子找到希望。”

  讲起罗千红,曹艳特别骄傲,因为千红是她教过的十多个考上大学的孩子之一。这个14岁因车祸而失聪的小姑娘给曹艳的印象是“非常聪明懂事,也很敏感”。

  有一年开学不久,她带着孩子们去敬老院看望老人,见到了一位聋人婆婆。因为都是聋哑人,孩子们都兴奋地打起手语和婆婆交谈,但回应他们的,却是婆婆浑浊的双眼和木讷的神情。这深深刺痛了内向而倔强的罗千红,回到学校后,千红坐在教室昏暗的角落里发呆。曹艳走到她身边,她突然抱住曹艳双腿哇哇大哭,用含混不清的口语喊:“千红活到五十岁、一百岁也听不到声音,不会说话,像婆婆一样,活着有什么用呢?我不要活!不要活!”曹艳心里难受极了,她蹲下来,双手搂着罗千红,红着眼圈告诉她:“婆婆没有上过学,现在你有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多爱你的老师,你可以学知识、学电脑、学跳舞……等你长大了可以考大学,和健全人一样为社会做贡献。孩子别哭啊!”千红抬起头打着手语问:“老师,你说的是真的吗?”曹艳看着脸上挂着泪的千红,揉揉她的头发,用力点头。

  曹艳说,每个聋哑孩子心里都有一扇门,他们的眼睛是打开门的惟一通道。看到你真心对他们好,他们就会慢慢地将门打开。一天天,一天天;一点点,一点点。

  罗千红在曹艳无微不至的关心下,性格开朗了许多,心里那扇门渐渐敞开了。她学习非常刻苦,积极参加文体活动,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2000年夏天,罗千红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她拿着“长春大学本科工艺美术系”的录取通知书站在曹艳面前,眼圈红红的,没有说话。两人又一次紧紧抱在一起,哭了。

  2003年的暑假,罗千红回到深圳,照例想找她的曹老师掏掏心窝子,便发短信息给曹艳。没想到当时曹艳丢了手机,为了节省开支,刚刚换成了市话通。发出的短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这可急坏了罗千红。千红一边缠着爸爸帮她四处打电话联系曹老师,一边给曾经教过她的黄老师、廖老师发短信“你帮我找找曹老师吧,我着急”。当天下午,当曹艳接通市话通时,她听见对面传来了罗千红含混而发颤的声音:“曹老师,我找到你了……”接下来只剩抽泣。曹艳回忆说,虽然换市话通是件普通的事,但她还是觉得伤害了一个纯真的孩子。于是,她又去买了一部手机,两个电话一起用。“在手语里,孩子对你竖起大拇指表示‘你好’,竖小拇指表示‘你不好’。我不愿让孩子们觉得曹老师对他们不好,我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向对方竖起大拇指。”

  从元平特殊学校的学生,到自己家里寄养的流浪儿,曹艳的爱心在延伸……

  除了特殊学校老师这重身份,曹艳还有一重身份,“警嫂”。

  由于经常发生内地聋哑人流窜到深圳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深圳又缺少懂手语的专业人才,因此曹艳和同事们长期义务协助公安部门破获聋人犯罪案件。从1992年至今,已协助过公安部门破获了大量案件。1998年,曹艳被请到南塘派出所,协助警官陈伟权审讯一名撬车窗进行盗窃的聋哑人。在曹艳精准的手语和有效的心理进攻下,犯罪嫌疑人很快交待了同伙的窝点,破获了一宗总案值104万元的大案。

  这次合作办案的“副产品”,就是在曹艳和陈伟权两个人心里埋下了爱的种子。这颗种子在以后的工作中,逐渐发芽、长大。1999年,就在曹艳生病期间,两人结婚了。

  从此,曹艳每天在照顾残疾孩子之余,心里又多了份牵挂。

  用曹艳的话说,丈夫是个“拗”人,工作特“不要命”,而每天面对的都是凶残的对手,这自然让曹艳免不了担惊受怕。有一次,曹艳在家接到丈夫同事的电话,问陈警官回来没有。要知道在平时,那个同事总是和丈夫在一起执行任务,那天夜里,他们也是一块出去的,曹艳想:“怎么会打电话回家找他呢?”

  放下电话,曹艳的双手抖个不停,脑子里胡思乱想一片混乱。她急忙拨丈夫的手机,居然关机,曹艳眼前一片发黑。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了丈夫的咳嗽声,“他有咽炎,总是习惯性干咳。平时我老说他咳嗽真烦,那天,我觉得这声咳嗽真好听,真的好听!”事后才知,丈夫的手机没电了。

  除了丈夫,曹艳的孩子也跟派出所有关。

  2002年7月的一天,东门派出所的民警带回来一个被遗弃的小姑娘,看起来两三岁的样子。陈伟权当天正好值班,他看到这个孩子浑身是被蚊虫咬伤后的肿块,尽管身上很脏,却乖乖的坐在一张椅子上。陈警官觉得怜惜,给了她一点儿吃的。晚上,陈警官看到小姑娘还在那儿坐着,软心肠的他想到了给妻子打电话,征求能不能把孩子带回家。

  当曹艳赶到派出所的时候,小姑娘闪着大眼睛望着她,轻轻叫了声“阿姨”。曹艳当时内心一荡,她知道她喜欢上这个乖巧的孩子了。

  晚上,曹艳给小姑娘洗了个干干净净的澡。第二天,夫妻两个带着孩子去医院治疗身上的肿块。趁着身边没人的时候,曹艳笑着让孩子喊她“妈妈”,而孩子回应的一声“妈咪”让她感到了无比的幸福。

  孩子在曹艳家里一呆就是10天。按照政策,他们不能再把孩子养在家里,而必须把她送到福利院。曹艳央求丈夫,“让孩子再住一晚吧”;第二天,“又住了一晚”;这一住又是4天。最后没办法了,曹艳对丈夫说,等她上班的时候把孩子送走。

  第五天,正在上班的曹艳接到丈夫的电话,说孩子已经被送到了福利院,曹艳说她当时“心里突然空空的”。“中午我回到家,真的没人给我开门喊我‘妈咪’了。”说到这里,曹艳的眼睛湿润了。

  星期天,曹艳去福利院看孩子。她在教室的最后面发现了小姑娘,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小板凳上。老师对她说:“这孩子来这里好几天都是这样,也不和其他小朋友说话。”曹艳心如刀割。从那天起,曹艳和丈夫正式“收养”了这个孩子。现在,曹艳把父母接到深圳和他们一起住,平时小两口工作忙的时候,父母帮他们减轻了很多照顾孩子的负担。

  讲起自己的孩子,曹艳一脸幸福:“如果说随随便便让我领养一个小孩,我可能真没有这种境界。但这个孩子和我们有缘分。”后记:

  记者是在元平特殊教育学校的食堂完成了对曹艳的采访。采访的最后,曹老师告诉记者,希望记者尽量不要多写她领养的孩子,怕孩子对身世知道得太多会留下阴影。随后,曹老师匆匆扒拉了半碗饭,说:“咱们赶紧吧,快点儿去教室,别让那些聋哑的孩子们等急了。”

  当记者要离开元平学校时,曹老师有些不好意思又十分郑重地对记者说:“我真的希望你们不要光写我,应该多写写我们学校和我们学校的其他老师,他们真的有很多人比我辛苦,比我付出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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