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花钱买嫌犯”负责

　　修仰峰　文

　　吉林清河派出所所长为达到上级指标，竟花钱雇人冒充嫌犯（参见本报2237期）。和那些为完成办案指标大搞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执法人员相比，该所长算得上是良知尚存，至少他是通过“市场手段”来应付办案指标。笔者无意为他辩解，执法犯法理应受到惩处，但理性的人们应该透过该案，剖析不合理的业绩考评机制给社会、给执法者带来的双刃伤害

。“花钱买嫌犯”这一案例，再次强烈地反证了这样的道理：一个背离科学的机制一旦大面积地高速运转，体制内的人也将成为受害者。

　　近些年，治安管理的指标化模式催生出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事件。清河派出所所长的遭遇，让我们对基层执法者面临的困境有了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在脱离治安管理规律的“数字化”体制支配下，严于自律、奉公守法的执法者很可能吃力不讨好，产生“劣币驱良币”式的恶性循环。判断一个机制好与否，不应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彰显决策者的政绩，而应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促使具体实施者自觉地趋向“善”，并从中得到回报；如果行“恶”，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对照这一基本出发点，谁该为“花钱买嫌犯”的荒唐负最终责任，也就不言自明了。（《潇湘晨报》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