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库恩：全中国都知道这本书(组图)

库恩采访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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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华莱士采访江泽民 图/受访者提供

汪道涵接受库恩采访 图/受访者提供

2004年4月28日，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参观北京国际军事后勤装备技术展览 图/新华社

　　2月23日，中国传统的元宵节。库恩来到广州，签名售书。

　　当天下午，他不顾越洋飞行的疲劳，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媒体记者，晚上参加完宴会后，坐在了本刊记者的面前。虽然为了倒时差，他差不多24小时没有睡觉了，但精神很不错，而且丝毫看不出已是60岁的老人了，年轻、精干。

　　美国人的幽默是出了名的，库恩也不例外，我说我有很多问题，他马上回答，我有很多答案。虽然他不会讲中文，但是见面的寒暄，还是坚持说了汉语。

　　这是一位很聪明的人，他知道如何用幽默来化解问题，他自己也半开玩笑地说：“我比很多人聪明”。

　　我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人物周刊：你在后记中写到，2000年，看到著名的时事新闻节目《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采访江泽民时，第一次有了了解和描写江泽民的想法，作为一个美国人，你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库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1989年，我第一次以科学家和投资银行家的身份来到中国，参与科技产业的改革活动。自此以后，我就和中国联系在了一起。当我看到江主席接受《60分钟》的采访时，我意识到虽然我自认为已十分了解中国，但事实上不是。

　　我看到江主席身上反映出了中国的历史，从日本侵华战争、内战、新中国的成立、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我发现想要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话，描写江主席的一生，将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人物周刊：现在有不少人质疑你的写作动机，你有经济投资活动的背景，又是一个活跃在北京的美国人，选择中国领导人作为题材，难道没有一丝经济或者其他角度的考虑？

　　库恩：我已经写了大约30 本书，但写每一本书都是出于学习的目的，这是我学习的方式。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你必须认真思考，做分析研究，达到对事物透彻的了解。我想了解有关中国的文化、历史、文明、思维方式，写这本书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就算当我写完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出版，对我个人来说仍然很有意义，因为我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

　　人物周刊：但你同时也是一个商人啊。

　　库恩：当然。但我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如果我想赚钱的话就压根不会写书，而是去从事我的商业。我写书是因为我渴望学习。

　　人物周刊：你想学习，想了解他的生活，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看其他人写的传记完成呢？

　　库恩：有关江的英文传记大约有一两本，我手头上就有，同时还请人翻译了几本中文的传记。这些传记我都读过，也引用了其中的内容。但对我来说，这些传记是不完整的，它们讲述的是一个政治故事，而我想要的是个人的故事。

　　他所经历的时代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既有光辉的日子也有苦难的时候，就有如坐过山车一般。江的这一代是即将过去的一代，他则是这一代人中具有代表性的，而新的一代不了解这一代人的生活，我希望可以亲身经历这个时代。

　　我很欣慰自己可以搜集到许多一手资料，许多我书中提到的故事和人物在其他书中完全没有出现。江泽慧(编者注：江泽民的妹妹)、汪道涵、童宗海、沈永言、王慧炯，这五个人和他的一生紧密相连，对他们的采访是这本书的核心，也是其他传记中完全没有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道涵被批斗，江泽民去探望他，汪当时什么都不能做，但有很多时间，江泽民就建议他读莎士比亚，这是很有趣的。还有其他一些采访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滕文生，他是江的演讲撰稿人和研究员，他有许多关于政治局势的内幕。

　　因此，这本书和其他传记相比，是十分不同的，它讲述了一个人的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

　　直到采访的前一刻，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做到

　　人物周刊：但是你从来没有写过传记，更不用说是一个中国领导人。

　　库恩：在我的一生中，我总是在做没有做过的事情，作新的尝试，而且我也总能做得很好。(笑)

　　人物周刊：那你是如何完成这个看似疯狂的想法的呢？

　　库恩：在英文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如果开始就知道所有要做的事，那么就不会开始做任何事，因为你会崩溃。我们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无法看到最后的结果，只能一步一步来。写这本传记是我迄今为止压力最大，最投入的事。

　　人物周刊：采访是你这本书的核心，你采访了江的老朋友，老同学，甚至家人，我们知道采访到他们是有难度的，你是怎么做到的？

　　库恩：的确很困难。我在中国有很多好朋友，很多高层的朋友都十分了解。同时我也是一个投资银行家，我知道如何进行交易，我写过一本书叫《交易人》。我运用了我所有的技能和知识，以及通过朋友们来发现采访对象。

　　人物周刊：比如说，你怎样让汪道涵先生接受你的采访？

　　库恩：差不多是同样的过程，通过我的同学。汪道涵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关系非常的有意思，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是1949年，当时汪已经是高层官员。40 年后，当江被任命为总书记时，他找到汪道涵询问他的意见。这两个事件是真正的历史，然而却没人知道，就是这些被历史忽略掉的小故事，支撑着历史的发展。

　　人物周刊：你见过汪道涵多少次？

　　库恩：一次，但是这次采访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他年事已高，对此我非常感激。

　　人物周刊：他第一次就答应了你的采访吗？

　　库恩：事实是，直到采访的前一 刻，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做到。

　　人物周刊：当你采访时，你有没有告诉他们你准备写的将是一本江泽民的传记？

　　库恩：大部分采访我没有告诉，很小部分我告诉了。因为，一开始我自己也不知道会写成一本传记，我的初衷是通过江主席来描写中国的故事，我并不确定我有足够的信息。

　　人物周刊：那江泽慧呢，你采访时有没有告诉她，你会写一本传记呢？

　　库恩：我在较早期的时候采访了江泽慧，所以当时我并不确定这将是怎样的一本书。我和她进行了很长的谈话，一次6到8个小时。她的谈话给了我非常丰富的材料，帮助我产生写传记的想法，她告诉我他们祖父的故事，战争年代的故事，继父的故事，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的故事，才使我朝着写传记的方向发展。

　　人物周刊：为什么她会接受你的采访？

　　库恩：这你应该去问她(笑)！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努力构建的一种信任感，我在中国开展了许多项目，同时从教育背景来看我是一个科学家，我的博士学位是人脑科学，而江泽慧本身也是一个科学家，这和她有一种同属感。

　　人物周刊：写作时，有没有计划采访江本人？

　　库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没有，我是刻意这样做的。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即便我提出要求，也不一定能获得同意。第二，这并不是一本自传。采访江身边的人，从他们的口中了解江的一生才是重点所在。而且就算我能够采访江本人，他提供的信息也许会分散我这本书的重点。

　　在西方，有些关于总统的传记，要和总统进行超过200小时的采访。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想从江的同事和朋友得到故事，从我自己的角度来写这本书。

　　人物周刊：你和江见过几次面？

　　库恩：我和他见过三次，但真正有交谈的只有一次。我第一次见到江主席是1993年，在古巴，我太太和她的乐团在一家酒店演出，而江主席刚好也下榻那家酒店。我在大堂与他擦肩而过，当意识到是江主席的时候，我很惊讶。后来和江主席谈话，虽然我们涉及到了很多方面，但这并不是一次采访。

　　人物周刊：我想你一定知道他有没有读这本书吧？

　　库恩：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本人(笑)！不过我想他一定知道这本书，因为全中国都已经知道了。我希望他能喜欢这本书。

    我只想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和现实

　　人物周刊：你不是第一个写江泽民传记的人，但却是第一个同时在中美两国发行的，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库恩：我的初衷，本来是为世界其他地方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当写作快要完成时，我意识到书中的很多故事是中国人自己也不了解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童宗海是谁，所以我想将这些历史介绍给中国。

　　人物周刊：那为什么你写的传记能够在中国出版，而其他传记不能？

　　库恩：中国一直在改革开放，也许在5年前、3年前出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也许因为我很幸运，碰到了恰当的时机，中国变得越来越自由开放，越来越自信、稳定、强大，江主席也退居二线，我想是这些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我也没有其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赚钱，也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我只是希望人们可以阅读，通过这本书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我想这本书最终的出版，是依靠不懈的努力、好的时机，还有一些运气。

　　人物周刊：一些美国的评论认为你的书是正面的，你怎么看？

　　库恩：我想很多人谈到正面或负面时，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关注于某些政治事件等等。我认为这些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农民工问题、贫富差距、腐败，这些都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人人都知道，并不是什么秘密，我也谈到了这些问题。

　　一些美国评论家可能会说我比他们的立场更加正面，但我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只想展现一个真实的故事。中国从日本侵华战争时非常糟糕的境遇，到现在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这不仅是一个正面的故事，还是世界上一个非常伟大、非常重要的转变。

　　如果仅仅从正面还是反面来谈论我的书的话，则是迷失了这本书的核心。我要反映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变化，从江主席的一生入手，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人物周刊：《亚洲书评》上John Walsh提出了几点看法，其中他认为你书中有些关键事件你忽略了，比如江在苏联留学没有谈到，还有把重点只放在中美关系上，而重要的欧洲国家，比如俄国，却很少谈到，这被认为是不应该的省略，你如何回应？

　　库恩：我有提到这个期间，大概有三、四页的篇幅，不知道中文版怎么样，我写入了我搜集到的所有信息。至于她提到我所谓的偏重美国是有一些道理的，的确作为一个美国人，对于1997年江到访美国，有关台湾问题，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我都花了大量笔墨。这是很自然的，我想如果是一个俄国作家的话，他也会更侧重有关俄国的事件。(本刊记者陈静 发自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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