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已融于中国的身躯(组图)

毛泽东在观看中国自主研发的民族汽车品牌红旗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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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不久后中美两国联合发表《上海公报》 ，中国的对外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图/imaginechina

　　毛逝去已近三十年了，却仍未失去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他的故事一再被提起。

　　三十年，并未让我们产生足够客观的价值判断，我们对毛仍然有太多的情绪和道德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国的传记作家往往让我们看到另一个毛泽东——一种普世价值下的毛。

　　罗斯·特里尔所写的《毛泽东传》无疑是这些作家中最畅销的。198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上百万册。哈佛大学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奠基人费正清也曾积极地给他写书评。

　　罗斯是澳大利亚人，中文名谭若思，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197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政府系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职业作家。在西方的“中国通”中，他以文笔优美著称，同时也不乏学者的洞察力。

　　他现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员，工作很忙，预定的电话采访结束时间还没到，他就开始“警告”记者：“只能谈五分钟，我要出去开会了！”

　　由始至终，他都用一种极度平静的口吻叙述那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他谦虚说，“由于没有经受过毛的统治，评述某些事情未必恰当。”偶尔，他说一两句生硬的中文。

　　他不是神

　　1976年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我决定仔细研究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和它最近的历史，并决定要写两本传记。首先我选择了毛泽东，另一个是江青，前者是人们公认的英雄，后者是一个恶魔。

　　1976年春天，邓小平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我也和中国驻美国的官员发生了争论，我认为邓绝不可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或是“反革命”，而一位资深中国外交家则对我说，如果我不了解邓事实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反革命”的话，那么我就是完全不了解中国。自此我意识到，在中国“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远远不及最高层领导人的个人权力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打算写两本传记的原因。

　　在那个年代毛泽东是被神化了的。要努力把毛写成一个人，是我当时最大的困难。

　　我非常欣赏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那时他坚信个人的力量，他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每个个体最大的潜力。但经过纷乱的战争年代，毛慢慢丧失了对个人能力的美好展望。

　　毛是非常复杂的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领袖他充满魅力。

　　正因为我写出他的人性一面，我的书1989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卖得很好。我收到一些中国读者的来信。一位先生说，“谢谢，你告诉了我们，毛泽东是一个人”。

　　幽暗中的影子

　　我从1978年开始写《毛泽东传》，1980年末完成。1975年后连着四五年我都时常在中国。

　　我主要采访了一些外国人。我去了泰国，采访了当时的首相，还有澳大利亚前首相，很多外国领导人都提供了他们和毛谈话的录音，包括日本领导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毛可以谈论任何领域的话题：科学、历史、艺术等等。但我们同时也发现，他对世界的了解并不多，对非洲的了解是很欠缺的。相比起来，他对西方国家、日本有更多的了解。

　　我也采访过基辛格博士，以及其他和毛打过交道的美国人。我读过毛的所有著作，同时还有西方关于文革时期的一些文章、书籍、演讲等等。

　　建国后的毛泽东，有很多所谓的秘密材料，当时无法获得。我曾写信给胡耀邦，问他能否提供一些合作，帮助这本传记的完成，但却没有回复。

　　在毛的传记完成后我意识到，有必要写一本江青的传记。江青和毛泽东在一起生活了38年，这一段期间很好地展示了毛是怎样行使权力的。

　　在延安的日子里，毛和江非常亲密。50年代后，毛开始厌烦江青，江也去了苏联疗养。但到了50年代末期的时候，毛和彭德怀产生了分歧，大跃进也被证明是失败的，这时江青回到了毛的身边。在文革期间，江无疑是毛最主要的助手。

　　写江青不光是写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体制，同时也反映了妇女在中国的地位。在江的一生中，她一直都渴望完全的独立，她不想依赖于电影导演，不想依赖30年代上海电影公司的老板。然而最终，她还是依赖了一个男人，毛泽东。

　　在1980年对江青的审判中，法庭指控她要对毛晚年犯的错误负责，江青则回答她只是毛泽东的一只狗。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邪恶女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悲剧，她有着非常悲惨的童年，父亲十分严酷。不幸的是，当她掌握权力后，却开始迫害其他的人。

　　我认为写毛就有如在写20世纪的历史，而写江青则是一个更个人的故事。写江青时，我采访到他前夫唐纳，这令我非常高兴。

　　起初，人们把错误归罪于“四人帮”，后来，毛被区分为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到了第三个阶段，一些中国人对体制发出“质疑”，就是搞改革开放，邓小平本人也鼓励这种“质疑”，他首先号召“政治改革”。

　　我在书中坦率地讲，毛在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并不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当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人之手、而且不受制约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主观武断和因循守旧。

　　所以，对毛在六七十年代的悲剧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不能把一切错误都加在毛一个人身上。

　　毛之后的中国

　　他的领导改变了中国社会。

　　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然而他性格中的许多方面不值得称道。在毛身上总有什么东西，使他拒绝踏上易于成功的平坦高原。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漠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在毛看来，革命不是一个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某种程度上看，1949年以后，毛从未平静下来过。他从未劳神去把过去原有的革命价值观念转变成胜利后年代的行动模式。他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比作为一个反传统者、导师和战士逊色很多。

　　应该说，他可能是20世纪世界上最有趣的领导人之一。但我不曾经历过他的强硬的领导，所以，由我来判断也许是不适宜的。

　　毛之后，中国社会逐渐改变了自力更生的想法；人们也渐渐懂得把握自己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话语不再等同于法律；政治统帅一切的状况转变为经济挂帅。中国变得更加多元，我们听到成千上万不同的声音。

　　在西方，有一些年轻人穿着印有毛画像的T恤衫，这似乎是一个游戏，一种欢笑和放松的方式。而在中国，在1990年代，我发现，许多普通人以另一种方式向毛回归。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回归，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民间文化的英雄。广州的士司机把他的图像挂在车里，以驱赶不好的运气。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斯大林没有在俄罗斯复兴，但在1990年的中国，我们却以这样的方式看到毛泽东。

　　然而，对于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来说，红宝书的内容已经模糊。忘掉毛，是一件亦喜亦忧的事情。

　　我明白，人们不愿意沉溺在过去，但忘却过去同样危险。或许，你们应该对过去有更多的关注，为过去的历史建立一些纪念碑、博物馆。新的一代应该明白历史，而不是仅仅为过去拉上帷幕。

　　我们可以说，毛领导的革命在某些方面已经结束。但就像我书中最后一句话说的，“真正的毛已经融入中国的身躯。”(特里尔口述 本刊记者曾繁旭 广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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