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身份证一对权利与自由的翅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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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11日10:56 东南快报 | ||||||||
城市流动人口增多,加强社会管理应该赋予警察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权力。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陈旭向大会提交了《关于修改<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的议案》,建议取消警察查验身份证的前提条件。(3月9日《新京报》) 身份证是现代生活的“通行证”,其意义在于一种存在合法的身份标签。随着城乡二元格局的破冰,公民宪权的实现,身份证从“居民”到“公民”的“变法”是对民主精神和
首先,身份证制度的确立,是计划经济年代为适应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需要。而市场经济下,公民自由迁徙权的实现和经济生活的频繁流动,身份证的管理对象和管理内涵早已是天上人间。身份有别的管理政策越来越少,流动的公民同样是服务型政府的服务对象。随着我国行政立法的规范与完善,立法理念应该从制度管制向“限制无限扩张的行政权利、保护公民私权”转变,警察查验身份证的确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功不可没,但事实上的“查验职权滥用”和“查验权利寻租”的情况也不鲜见,随意的查验权甚至干扰了公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在身份证管理的历史舞台上,新法取代旧条理,突出强调的就是对公民身份信息的保护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洋溢着现代法治精神的人文关怀色彩。身份证是一种身份符号,更是个人正当私权的天然范畴,它承载着现代人日益看重的隐私权等等。肆意降低查验门槛,是执法人员权限与公民合法权利“博弈”的“私权第二”主张,在现代立法理念上,限制权力机关权限与保障公民权益的力度都在加大。法律不仅仅是“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的工具”,更应当成为公民维权的有力武器———这是法律的可喜归位。公民是一项神圣的称谓,如果一部立法要体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就一定要避免将公民置于“被治者”的地位,避免强调“极限管理”的倾向。 当然,从更人性的“便民”视角出发,盲目降低查验的门槛也容易发生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事情。毕竟在执法机关面前,普通公民是弱势群体,只有对执法人员权力范围进行严格限制,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来源:江苏邓海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