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建设诚信的社会始于权利和法治

　　中国要建设的和谐社会，自然少不了诚信友爱。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

　　社会要维持正常运转、市场要维持较低的交易成本，需要友爱和诚信。友爱会自然地形成于家庭之内、亲朋之间；而在家庭与亲朋、熟人圈子之外的“大社会”中陌生人之间诚实守信的社会习惯，则需要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才可发育出来。

　　从制度层面上说，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取决于一个人的权利能否得到承认并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谐社会的前两个理念：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在市场交换与社会活动中，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人们自然会对陌生人有某种怀疑。但是，假如法律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给予每个人以他所应得的，而法院会让权益遭受侵害者及时得到救济，人们就可以比较放心地信赖他人，与他人交易、合作。长此以往，诚信似乎就会成为人们的“社会本能”。

　　这就是制度的教化功能。人们之间互相尊重彼此的权利，法治又能有效地保障每个人的权利，这就是一个社会形成诚信习惯的制度基础。诚信，来自于人们对于平等的权利保障机制、对于法律制度的持久稳定的信心。这种信心使人们要求自己诚实，对他人守信。

　　反过来，不够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会教人们不去信任陌生人。假如一个人心地善良，信赖陌生人，与之进行交换、合作。但对方却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中途变卦，从而侵害他的权利，此时，他在政治和司法领域中却都找不到救济的办法。那么，下一次，他就再也不会信赖陌生人了。

　　这是一种逆向的诚信激励机制。这样的制度教人们怀疑他人，教人们学习“厚黑术”。长此以往，欺诈会被当做精明，诚信会被当做愚蠢。

　　于是，市场交易与社会合作的规则扭曲了，有点倒错，社会的交易、合作成本因此大幅度地提高。这种成本既表现在精神上：每个人都会觉得很累，都要提防他人；也表现在制度上：不诚信的社会气氛会影响交换与合作网络的扩张，影响人们之间合作的深度，人们之间不能进行长远的交易与合作，也较难进行大范围的交易与合作。

　　诚信的缺失，导致的是企业的自我治理无从发育，从而无法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企业群体，也就不存在企业家群体内部的伦理约束与惩罚机制，这又使企业家丧失了一股养成诚信习惯的重要推动力量。

　　建立诚信社会，政府理应带头。如果政府部门不尊重民众的权利，随意改变已经形成、并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权利和规则，诚信就会更快流失。比如，在城市拆迁与农村征地过程中，政府压低补偿标准，导致拆迁户自知权益受到侵害，却又无法找到救济渠道，还如何信任政府的政策和司法制度？

　　诚信是一种社会习惯，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状态，但能否找到诚信或重建诚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实现法治秩序。在这种法治秩序下，一方面，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作为交易的一方，假如侵犯了民众的权利和利益，民众也依然能够找到救济；另一方面，在个人、企业之间进行交易与合作的时候，权益受到损害者也能及时得到有效救济。因此，诚信始于人们对司法制度的信任，对法治秩序的信任。不诚信的行为被及时矫正，诚信才会成为社会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