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苏州和成都两个城市的对话

　　3月12日，本报与四川日报在京参加全国“两会”报道的记者，分别采访了苏州市委书记王荣和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请他们就城乡统筹发展这一话题，从东西两座城市不同的观察视角和面临的现实难题，畅言各自的思路、经验与选择。

　　苏州：抓好“四个着力点”

　　背景：苏州现辖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吴江5个县级市，吴中、相城、平江、沧浪、金阊、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高新区7个区。全市GDP3450亿元，人均GDP达7000美元。城镇居民收入14451元，农民纯收入达7503元，城乡收入1.9∶1。去年全市农业税免征，实现了农民合同内的“零负担”与“零交费”。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老年农民养老补贴覆盖率达到78%%，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已达93%%。

　　人大代表：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王荣

　　观点：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之中。从苏南的实践看，近年来城市化率提升之快，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过应该看到，今天的城市化建设已与传统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有了很大的区别：从80年代到90年代，是苏南地区乡企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期虽然抓住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但留下了“产业结构雷同”、城乡建筑盲目“克隆”以及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等教训。从特定的历史时空看，由于受到经济实力的制约与认识上的局限，这个过程是无法超越的。

　　苏州市在推进新一轮城乡统筹发展中主要着眼“四个着力点”。

　　首先要做到统筹规划。从苏州的实践看，新一轮城市化建设必须要有新的定位。在其城市形态的选择上我们倾向于“欧洲形态”，有人评价说，是“用古典园林的技巧，布局现代经济的版图”。这个规划既要融入“世界眼光”和“长远眼光”，更要摒弃急功近利式的“浮躁”。我们必须有理性的认识：一个好的科学的城市规划，往往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实现。

　　其次，要做到统筹产业布局。进入90年代以后，苏州开始对产业布局进行自觉的调整，在城乡之间逐步形成了工业集聚区，我们把工业相对集中到五个国家级园区和十个省级开发区内，整合成新型的工业形态。现在园区经济的产出已占到全市工业总量的70%%左右。

　　我们认为，现代农村还是要回归“农业”，不只是现代化的农业，要使其尽显山水的和谐。农业不仅仅是一个产业，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看，它也是一个大的生态空间。好的乡村环境与城市生存空间是互补的。城市则必须有完善的功能定位，它是各类市场要素与现代服务业要素的集汇地，同时也要有良好的宜商宜居的环境。建设“花园城市”和“园林城市”，是苏州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选择。

　　第三，要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城乡统筹必定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无障碍流动。借助市场的机制，阻碍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已被打破。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乡劳动力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等，比如城市劳动力事实上能比农村劳动力获得更好的技能培训和享受到更多的信息资源，从而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苏州目前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农村人口正在加快向城镇转移。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是拓展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更是大势所趋。

　　第四，要统筹城乡福利制度。城乡最大的差别，说到底还是社会福利上的差别。新一轮城乡发展，要在社会福利上进行城乡接轨。这也是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的必要选择。苏州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04年，全市安排财政支农资金达8.6亿元。

　　难点：目前苏州农业产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为2.2%%，占比虽然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差不多，但其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仍是粗放型的，与现代化农业还有相当的距离；同时，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相比，差距还在拉大。对照江苏制定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各项指标，任务还很艰巨。

　　成都：“六句话”和“三个集中”

　　背景：成都辖19个区（市）县，其中14个属农业区（市）县，农业人口占64%%，城乡居民年均收入比约为3∶1。2004年，全市GDP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185.7亿元，增长13.6%%。同年，各级政府对成都“三农”的总投入超过57亿元，同比增长60%%以上，其中对农业的投入增长30%%以上、对农民的投入增长50%%以上。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072元，高出城镇居民增幅3.6个百分点。从2004年3月起，成都1991年以来产生的失地农民已全部被纳入社保。

　　人大代表：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观点：大城市带大农村？成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统筹城乡发展，我们的选择是“六句话”和“三个集中”。第一句话，要有重点。我们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避免盲目、无序。选择重点贵在一个“精”字，重点太多太滥，也就无所谓重点了。第二句话，要有龙头和基础。这就是科学的规划。规划要适度超前，还要有深度，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接轨，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第三句话，要有支撑。这就是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不断扩大就业，增加城乡人民收入。这就要靠产业发展带动社会就业。第四句话，要有机制。要建立以“三个转变”（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民间资金向民营资本转变、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为核心的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否则，发展成本太高，事实上也发展不快、发展不好。第五句话，要有保证。这就是配套政策。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就是“破”与“立”的过程。“破”，即打破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立”，即构建城乡一体的新型管理体制。去年初，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意见》，并出台17个配套文件，对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教育、医疗、劳动力、社保、户籍等方面的政策作出全面调整，初步搭起新体制的框架。第六句话，要以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将有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农民进城，不是简单的居住地和户籍改变，更是从农业劳动者到非农产业劳动者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即使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从封闭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向组织起来闯市场的商品生产者转变是大势所趋。“三个集中”是指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业主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三个集中”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手段，也是检验统筹城乡发展的标准。

　　难点：一是观念，二是体制。我们推进城乡一体化已两年多，力度很大，但一些干部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沿用传统的做法。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新旧体制转轨并不意味着新旧观念同步互换。观念更新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首要的而且难度不小的事。城乡分割，是由于长期以来有一整套维系分割的制度。统筹城乡发展，就要作出新的制度安排。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没有先例可循，要在前进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

　　记者手记：统筹城乡发展，是当前东西部地区共同面对、也都在不断探索的课题。相比较而言，苏州是走在前面的。先行者必定会最先遇到难题和教训，也必定要率先趟过前进道路上的荆棘，这是时代的使命，也会给后来者留下参照。

　　先行者的“财富”也是后发者的“财富”。这是后发者的优势：既有可资学习和借鉴的先行者的经验，又有值得记取的先行者的教训。在此基础上就会产生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州与成都各自选择的路径与着力点，也许对其他地方来说都不无借鉴作用。走在后面的，可以受到启发，尽量少走弯路；走得快的，也不妨回头看看，可以更加坚定信心，在前进的路上走得更快更稳些。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向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旧体制的壁垒冲击，也许仅仅靠一代人还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历史将会记住所有的探路者和实践者。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