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有一位商人像黄易笔下的《寻秦记》里写的那样，超越时空回到公元前几十年的汉代，他会发现今天大量的政府职能在当时都归于少数官员之手。包括税赋、地方治安等诸多事务，在今天需要多个部门多头区别管理的，而在当时或许都只是几个人手中的业务。
历史趋势：官员越来越多
一个县衙，十个衙役一个官，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管理结构。这种设想，当然不是意味着行政管理分工越粗越好，但是即便在汉代全国人口进入5000万的时代，西汉时期官民比例还是1：7945，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官员总数不超过6500人。如果再按照汉代全国103个郡国的行政区划的划分，那么平均每个郡(国)也只有60几个人，据记载，汉代的大郡，官员总数不过百余人，但是人口却超过10万。
这种记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发生了变化，唐高宗时，中国的官民比例达到了1：3927，即3927个人养活一个官员，元成宗年间，这个数字改为1：2613，明神宗时代这个数字大约是1：2299。今天我们所能够寻找到的历史记录中，康熙年间的官民比例大概是最高的，约为1：900。在目前对于康熙年间的中国人口总数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多者认为已经过了2亿，而少者认为不到数千万，仅以普遍能够接收的数字1.5亿人来说，大约当时已经有了将近170万的官员。
官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数量之下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每个王朝的官民比例总是在不断加大。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央机构设置的增加，由于历史上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加强，中央机构也在不断增加和改革。秦汉时期的三公制度，到隋唐时代的三省六部制度，再到明清时代在六部基础上又增加了内阁、军机处这样的中央枢密部门，机构逐渐增加使得中央机构越来越庞大。而除了工作任务划分越来越细之外，中央集权体制下对于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也推动了新的部门设立和发展，增加了用人总数。
其次是中央对地方关系的变化，如果说汉代的郡国还残留着分封制的痕迹，那么实现郡县制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在越来越加强中，采取的方式又两种，一种是将郡县权力划分越来越小，以减少其权力；另一种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直属部门官员越来越多。尽管县数变化不大，但是比如汉代有103个郡国，到了唐代1235个县，300多个州，而清代就已经有1358个县、124个州、245个府与18行省的布政司、按察司、巡抚、总督每个地方衙门。但是即便在清代，官吏人数也是很少的。据瞿同祖先生的研究，他调查了清代的10个县，最多的一个县50个官员，最少的一个县12个。
第三是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得管理方式出现了新的迹象。另一方面，公共事业的出现，也使得官员数量有了增加的可能。比如对于商业的管理，汉代基本不设专门的地方管理部门，而到了宋代市舶司的出现，已经专业管理对外贸易了，内贸和外贸出现了区分。仅此一项，就导致了大量的专业管理官吏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专业官员、城镇公共事务服务官员的数量增加，也使得官民比例增高。
总体上说，即便维持庞大的中央集权机构，官员和平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数量以下。如《隋书·百官志》中上上县(即大县)设官吏99人，《唐书·职官志》中不满1000户以下的县设官吏45人。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谈及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设置，他总体的看法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一项制度的创立和消失都不是偶然的，必有种种人事需要和时代性。中国历史中官民比例的变化，也是这样的。鉴往知今，这些历史数字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来说，仍然有着十分特别的警示和参考价值。(特约记者何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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