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第55个年头、改革开放进入第26个年头的2004年，中国的国内GDP突破人均1000美元大关。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当发展中国家突破人均产值800~1000美元大关，即进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的社会转型期。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这代人身上。
和谐并不是强调利益的“一致”，恰恰是在承认社会利益分化的基础上，全社会共
同谋求平和的、低成本的、充满生机与张力的博弈和自由互动空间。一方面，它要求社会各阶层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通过民主手段，遵循法制原则，避免零和博弈。另一方面，它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必须有足够自由、平等、公正的竞争机会和互动空间，避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摩擦与冲突。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自由与公平，往往直接取决于教育公平。
在任何社会，社会的阶层分化都客观存在，现代社会的分层与一个人的教育水平相当，教育不公平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甚至形成底层民众无法上升的“断裂的社会”。这种分化会通过代际传递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因此，教育不公不仅危及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率，而且危及社会稳定。
“在社会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教育制度有三种选择”，教育学者杨东平说，一是主动维护社会公平，将教育资源向困难群体倾斜；二是至少不去人为制造不公平；而最差的一种就是人为地制造差距与不公。在当前，由于教育管理方面的偏差，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教育不公的现象，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一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我国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大部分仍由农民自己承担。以小学生每年每人500元、初中生每年每人1000元计，农村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费用全免每年也就600亿至700亿元，而我国每年增加的财政收入就达四五千亿元。
二是教育投入严重不公。诚如中央党校的报告所指出的，“有限的教育投资，大部分被锦上添花地投放在基础较好的城市学校，尤其是其中的重点中小学。”农村的教育负担大部分不是由财政负责，而是由当地农民自己承担。而一些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又通过择校等方式收取巨额资金，形成基础教育的马太效应。杨东平说：“教育资源过于集中于城市，而城市中又过于集中在重点中学。”更直观的数字是：1999年全国5721.57万名在校初中生中农村学生占57.2%，13547.96万名小学生中农村学生占80%，但直到2002年，农村在全社会5800多亿元教育投资中只获得23%。
三是公立高校的高额收费制度进一步阻碍了贫寒学子的上学之路，几乎每年都有考生因高额的学费而上不起学的现象。
四是高校录取的计划分配指标严重不公。2003年教育部宣布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时，北京市的毛入学率达49%(2004年达到52%)，而云南省2002／2003学年的毛入学率仅8.64%。2003年，各大学的本地生源比例分别是：北大17%，清华16%，北航13%，北理11%；复旦44%，上海交大45%，同济47%；武大50%；南大55%；浙大61%。2003年，北京市共有9万考生，但北大、清华共分配给他们1112个招生指标，81个考生就有一个上北大清华；而50万考生的河南仅168个招生指标，2976人才有一个幸运者上北大清华。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稳定、自由、和谐的基础，优先发展公平公正的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战略选择，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安定和谐之本。我们应该从这个高度上认识和促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和谐，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战略选择：
一是由中央和省统筹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免费制度。目前国家财政总收入已达到2.6万亿元，其中中央占到了51%，县乡两级10亿民生只能分享约20%，由中央和省统筹理所应当；二是改变重点中小学制度，均衡义务教育，遏制择校和教育权力寻租腐败；三是收费的高校必须拿出足够的资金补助贫寒学子；四是改革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改变目前偏重大城市的招生名额分配，逐步过渡到大致按照考生数平均分配各地招生名额，也就是相对统一高校特别是名牌高校在全国的高考录取比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