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官简政”突然高调

　　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机构庞大但是效率低下。近几年来越来越成为被指责的热点。“两会” 期间，多名政协委员呼吁实行“精官简政”，降低行政管理成本。该观点一经提出，立即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这“似乎”表 明，“精官简政”的呼声已经在民间潜藏许久。

　　□本报记者李慎波□实习记者法伊莎

　　引起共鸣的提案

　　“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任玉岭在大会发言中建议精官简政，大会将这一发言以《精官方能简政，简政需要精官》为 题目在材料中刊印出来。同时，辽宁省政协委员姜笑琴也向大会提交了自己的提案：题目是《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

　　这一消息经新华网报道后，各媒体纷纷以《政协委员呼吁精官简政》为题转载，并迅速引起网友热评。

　　两位委员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多的赞同者。虽然大会发言以书面材料出现，但出来以后有很多政协委员给任玉岭 打电话。广东省一委员称赞：“你写得很好，确实这些问题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上海市一委员说：“像这样的发言，应该 在大会上给你安排一个位置来讲。”

　　但任玉岭却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中心工作，不适合在大会上讲”。

　　“中心工作已经有很多人去关注，而有些问题却少人关注。”任玉岭说。

　　高昂的行政支出

　　两位委员提出此建议的背景源于我国日益增加的行政开支，以及人浮于事的现状。

　　有政协委员在今年的两会上透露，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中国官方公车、招待、出国考察的花费，高达7000多 亿元人民币。全国官员用车耗费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招待费用花掉2000亿元人民币，出国考察用了2000亿元人 民币，这还不包括决策失误、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所造成的浪费。

　　行政管理的“小细节”背后是巨额的隐性行政成本，北京某县改区更换的公章上百万个，开销就达上千万元；而一些 地方“一桌酒饭一头牛，一部小车一栋楼”早已不是什么奇谈怪闻。

　　行政成本过高的另一个原因是“吃皇粮”的人太多。当今全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人，还有500万 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民官比例高达26：1，甚至有人提出除去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孩子，这一比例将更惊 人。而建国之初中央财政所供养的人口比例仅为600：1，更不能同封建时代的几千个民供养一个吏相比。2002年中国 的税收收入是1.5万亿元，完成这项工作的税务系统人员100万人；美国的税收远高于中国，而税务人员仅有10万人。

　　一位政协委员曾工作的某城市，5年换了5个书记、4个市长，“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影响下，新的书记上任后，便 更换一批新领导。新官上来了，老官虽然不能再做官，但其官位还要保留。助理、巡视员、调研员，层层级别、上行下效，瘦 身反成了增肥。

　　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不仅加大了财政 负担，而且挤占了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金，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姜笑琴说。

　　“虽历经机构改革，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机构重叠、职能交叉的行政构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每次机构改革 ，减了序列内的又增加了序列外的。现有体制下，干部提拔的驱动力非常强，而约束力不足。有的干部为了提拔，不惜花公款 买学历、制造虚假政绩。在这种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体制下，机关中沉淀了一批‘只谋官，不谋事’的庸员。更严重的 是，庸官误事，加大了发展成本。”姜笑琴说。

　　不单是形式的简化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端于80年代中期的政企分开，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进行了一系列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如分税制、政府机构、审批制度、公共财政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

　　但每一次的改革都以精简、再膨胀而告终，甚至比原来更庞杂。任玉岭当年进国家科委时，只有两个主任，现在可现 在翻了几番。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有二十多位。

　　官位多不仅造成机构臃肿和膨胀，而且造成很多该放的权放不下，该经管的又无人管。人难见、事难办，往往与官位 过多、人浮于事有关。

　　“社会发展了，人口增多了，干部增多是正常现象，但我们现在是过分增多了。”任玉岭说，“而且为什么走不出越 减越多的怪圈？”

　　任玉岭思考的结果是：官多就会出现星多月不明，官多民不宁。精官方能简政，简政必须精官。他建议，待遇与编制 要脱钩，“你不是副市长了，可以享受工资待遇，其他的事和级别你不要问”。

　　姜笑琴建议，要全盘考虑行政管理机构的总体布局，在优化组织结构与强化内部管控的基础上，减少管理层次，精简 职能部门，缩短办事流程；要剥离机关中的后勤服务部门，实现后勤服务的社会化，使行政管理像现代企业管理那样科学、合 理、高效。要加速事业单位改革，对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综合执法等工作进行规范。

　　2003年5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取消了出访送迎仪式，几位资深的行政学专家认为，这种变化不仅是一种形式的简 化，更预示着新一届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树立开明、开放、亲民、务实、重法的新形象。同时，也是了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动向 的一个重要信息。

　　“一个是解决干部终身制，一个是堵住编制的大门、财政的大门。现在有些过分追求稳定，不敢触动方方面面的利益 。这个问题肯定要下决心解决，否则我们的干部还会增多。”任玉岭说。

　　提案“越来越管用”

　　任玉岭现在的身份是政协常委和国务院参事，他曾在地方做过两年政协委员，至今已经有十五年政协工作的经验。

　　在他看来，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精官简政”这一书面发言材料有着特别的意义：政治协商制度是反映民意的渠道 ，对执政党能起到很好的辅助、监督作用。提的多了，国家在政策上有所体现。只要是对国家人民有利的，就应坚韧不拔地去 做；只要动机是正确的，是有现实依据的，慢慢地就会受到重视。

　　他希望大会上的发言能扩大影响，并通过媒体引起广泛重视。

　　两会还没开幕，政协委员们已经开始通过提案表达自己对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意见和建 议。从中部崛起的对策到加强反洗钱工作的建议，从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到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委员们的提案涉及社 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会议开幕第3天，委员提案就超过了1000份，其中不少都是关于民主监督方面的内容。很多与会的全国政协委员 对中纪委办理的一份提案情况非常满意，他们认为这是政协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一个典范。

　　致公组一位女委员、上海市监察委副主任吴幼英说：“我们的意见越来越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