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奖
又是一年3·15，众人争说消费者权益保护。
有这样一件事，在北京，根据银行的规定，牡丹交通卡丢失补办，要交100元的补卡费。北京市民喻山澜因此将工行北京分行与宣武支行告上法庭，要求其停止执行这一收费标准
。今年2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返还喻山澜补卡费69.20元及利息。这样的诉讼其实是“公益诉讼”，消费者试图以个人的抗争，捍卫全体消费者的权益。
尽管这一司法判决是公正的，但300万同样持有北京市牡丹交通卡的市民，却不可能从喻山澜的胜诉中得到实惠。原因在于，目前我们还没有判例制度，宪法、法律及司法惯例均不承认法院先前的判例具有法源地位。即使是最高法院所公布的判例，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约束力，基层法院的法官完全可以不管最高法院的判决，而对相似的案件作出完全相反的裁定。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可悲的情景：受到喻山澜胜诉结果的鼓舞，有几位掏了100元补卡费的市民也准备捍卫自己的权益。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跟垄断企业打官司，而且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官司中败诉。甚至可能出现最荒唐的一幕：喻山澜下次丢了牡丹交通卡，他仍然有可能不得不交纳100元补卡费，他也许不得不再打一次官司。因为法院的判决仅对本案中的当事人有效。
近些年来，有不少喜欢较真的消费者，为了1元钱、100块钱而与垄断企业坚持不懈地打官司，但最终似乎效果平平。因为法院作出的判决只对打官司的那位消费者有效。没有合适的法律制度相配套，公益诉讼终究只具有新闻价值或唤醒民众自我保护意识的教育价值，而难以具有政策价值。于是，公益诉讼的故事让人看到的更多是蚂蚁撼大树的悲壮，而很难给消费者带来真正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