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中国的经济地理常识

　　中国的面积与美国或欧洲差不多大，但可耕地面积只有人家的一半。其原因是中国拥有世界上的“第三极”——青藏高原。它决定了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一江春水向东流”； 它将东亚季风的作用限制于中国东部地区，导致了夏季雨热集中，年降水量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其北侧(河西走廊)则形成了常年的西风带，使得西北地区的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并造就了其东侧的黄土高原。工业化以来，尽管人类拥有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却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淡水资源的多少，依然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发展规模

的决定因素。

　　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中心逐渐向南迁移。其根本原因，是北方的降水量限制了该地区的农作物产量，从而限制了北部中国的人口规模。青藏高原和西部地区严酷的自然环境，则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口，长期限制在极低的数量级上。明清以后，由于美洲高产作物(玉米、薯类)的引入，中国东部的人口迅速增加，很快超过了国土的承载力。辽宁曾经是一个森林密集，水草丰富的地区。清朝开禁以后，大量中原移民流入东北，至今不过100多年。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现代产业的发展，目前辽宁已经是河川断流，风沙遍地，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十分困难。

　　之所以要扯这些老生常谈，是因为历史上我们许多搞规划的同志无视以上这些基本常识。以至于一搞三线建设，就敢在缺煤少矿、氧气稀薄的西宁搞什么“五七”钢厂；一说开发西部，就踌躇满志地要把新疆变成中国的加里福尼亚；一提南水北调，就想引雅鲁藏布江之水把河西走廊变成鱼米之乡。在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即使违反经济地理常识，很多建设规划短期内都能够“大见成效”，但长远代价却留给了子孙后代。由于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已经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供挥霍了。

　　别指望太快扭转“不平衡格局”

　　经过传统计划体制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两个阶段的持续努力，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越过了工业化“起飞”阶段，进入了所谓“向成熟推进”的发展阶段。如果国际上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不发生逆转，国内改革开放的政策得以继续保持，到本世纪的中叶，中国的农业产值将下降到GDP的10%左右，农村人口将下降到全部人口的1/3左右。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向成熟推进”阶段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城市化的加速和城市化率的提高。

　　在今后50年内，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将有一半左右(5亿)的农村人口陆续变为城市居民；中国东部地区将出现几百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以及若干个容纳上亿人口的密集都市带(圈)。每一个都市带(圈)都有自己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金融中心，但它们的市场边界都是开放的。不仅带动着周边地区的发展，而且与世界各国保持着广泛的贸易往来。

　　在笔者看来，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国际大循环”，将进一步拉大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因此，中国已经从产业非均衡(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区域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是否能够很快地发生变化，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与中国面积差不多大小的欧洲，从工业革命算起已经200多年，也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地区(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我国的情况则更为特殊。西北部很多地区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不适合人类密集居住，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东南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现代发展机遇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些因素都不会因为中央财政的地区性转移支付政策，以及中央政府承担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责任，而发生任何实质改变。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外向型发展战略不变的前提下，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格局，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在东部沿海地区，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跨行政区的、具有很多“增长极”的城市带(圈)。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其“龙头”是香港，四周有深圳、广州、佛山、南海、东莞等“增长极”。又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其“龙头”是上海，周围有宁波、杭州、苏州、无锡、常州等“增长极”。这些地区的主要特征是：在“国际大循环”的带动下，出现了一批以市场为纽带、上下游一体化、技术联系紧密的城市产业群体，吸收了大量的国内外资金，以及各种水平的外来劳动力。它们的产品销售网络和原材料、劳动力供应链，一直延伸到中西部地区和海外。这些地区现代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迅速提高了本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么幸运。由于经济地理、历史和现实因素的限制，各省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增长极”性质的城市，例如福建的厦门、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等；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例如海尔、长虹等。但它们的带动作用一般仅限于省内。一些原材料大省，例如黑龙江和山西，或者由于中央政策方面的原因，或者因为地区内部管理混乱，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计划体制及三线建设时期的明星城市，例如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以及西安、成都、武汉、重庆等，由于中央直属企业多，历史遗留问题重，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虽然与过去相比，经济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沿海城市的差距，短期内还难以缩小。

　　是“城镇化”还是“大都市化”？

　　农业过熟，城市化不足，在中国历史上是个老问题。那时的政策毛病出在历朝、历代皇帝的“重本抑末”上。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人再反对发展工商业了，但是在如何选择城市化道路问题上，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些人希望中国能够避免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大都市病”，设计出一条“离土不离乡”、以中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在中国层层承包的非集中化改革过程中，这种思路在乡镇基层干部中有广泛的市场。但是，这种思路不符合西方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也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所否定。“包产到户”后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毫不犹豫地流入东部大城市去找工作，完全不理会乡村学者们“离土不离乡”的“理性”呼唤。　　

　　中国是一个人均耕地不足的国家，城市化又不可能不占用耕地，问题是如何尽可能少占用。根据中小城市战略家们设计的标准，一个乡镇的城区规划面积为2至9平方公里。中国有5万左右个乡镇，如果其中的一半变成中小城镇，则至少要占用一个江苏省那么大面积的耕地。主张采取“都市化”发展战略的学者指出：只有大城市产生的聚集效应，才有可能减少耕地的占用。因地制宜、规划得当的都市化方案，至少比中小城镇方案节约一半左右的耕地。此外，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与乡村学者的设想也不一样。工业废料和生活垃圾并不因城市规模小而少产生。大城市虽然污染集中，但由于污染治理设施同样存在规模经济问题，治理起来反而具有明显的优势。

　　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生产的集约化。这一点决定了城市化的方向。中小城镇方案满足不了生产集约化的要求。只有大城市才能产生现代产业发展所必须的集聚效应，带动整个产业链以至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市化并不是要消灭中小城镇，而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帮助各地区的“增长极”成长为大城市，并用快速交通线将大、中、小城市连接起来，形成联系紧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和城市带。要防止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大城市病，根本出路是在城市带的规划中，明确城市间的分工，同时对大城市实行功能分区。如果能在珠三角、长三角、成渝等地区形成若干个城市带或城市圈，聚集全国1/3左右的人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好办了。

　　中央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

　　中国是一个区域经济特征明显的大国，又是一个区域之间相互依赖的整体。因此，无论从跨行政区的利益协调角度，还是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角度，中央政府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能简单地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的事情。黄河流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也是一条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流。上游修了阶梯状的水库以后，下游地区虽然避免了水灾，却又因黄河断流而饱受干旱之苦。因此，如何在防范水灾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黄河水就需要中央政府来统一规划和协调。特别是要防止在黄河上游的生态脆弱地区，利用水库来扩充农业和人口规模。否则不仅影响下游省份的经济发展，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会因环境恶化而减速。

　　中国人口增长先于工业化，使得中国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就面临西方后工业社会才遇到的种种问题。为了缓解中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除了更多地采取国际大循环的方式来利用国外资源外，更重要的是合理利用本国现有的资源。根据以上的分析，考虑中国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整体发展的需要，就必须采取地区非均衡的发展战略，鼓励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根据江河流域特点进行国土规划和整治。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央政府明确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人的生存离不开淡水，中国最缺的就是淡水。14个沿海开放城市9个严重缺水。能不能在维持基本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将更多的淡水留在陆地上合理使用，可能是中央政府国土规划部门的首要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在批评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责任。例如既然将上海浦东机场定位为该地区的国际机场，苏锡常地区就没有必要再修新的国际机场，理应当将沪宁高速公路延伸至浦东机场。上海市如果不修，中央政府就应当命令它修，或者中央政府投资来修。再如首都钢铁厂的搬迁问题，不应让北京市去和各个省市谈判。根据国际上现代钢铁厂要建在深水港的原则，如果中央政府出面来协调选址，问题可能早就解决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的问题，也不是在省一级的层次能解决的。总之，区域经济的布局问题，无论是战略规划、利益协调还是组织实施，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忽视了这一点，整体发展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丁宁宁 北京 作者就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