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与性别

　　女性观察

　　王宏维

　　“休闲”是一个流行频率很高的现代词汇，有谁想到它与性别的关系呢？

　　“休闲”实际上与性别是很有关系的。在中国的世俗场景里，进茶馆聊天的是男人，在街边扎堆下棋的是男人，更不用说那些大叫大闹、自我表达非常充分的足球迷多数也是男人。女性主义研究发现，在参与各类“休闲”活动的人数统计中，男性的比例远高于女性，在拥有休闲时间上也是男性多于女性，男女之间的“休闲差距”是明显的。而且，很多休闲项目在传统上是属于男性的、或直接就是父权制文化的产物。所以，如果有“休闲文化”的话，就很有必要检视一下这是怎样的文化了。

　　“休闲”一定是与闲暇有关的，但有别于单纯的休息。一般认为，休闲是自由时间、消遣活动、有意义的体验三种因素的混合。其中，体验虽属于个人的主观感受，却是休闲质的体现，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能否真正有所选择。同时，休闲还涉及乐趣、爱好、放松、角色互动、个人投入、自我表达等等。当个体处于被歧视、被压制的状态，就无所谓休闲，即休闲权的被剥夺和丧失。所以，在现代意义上，休闲不仅被视为生活质量的一种标志，更是自我和自由的一种表达，对于社会变革与个人发展都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因而，针对男女之间存在的“休闲差距”，女性主义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要给现代女性的休闲“赋权”。在父权制下，女性休闲权的丧失非常普遍，原因之一是与父权制相应的文化、科学、知识认为女性不适合于参加休闲。欧洲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要求女性保持柔弱、苍白、被动、顺从的形象，认为这样才能对男性有吸引力。若是参与运动或其他娱乐活动，变得肌肉粗壮、面色黝黑、抛头露面、行为不端的话，就不符合这些要求了。当时风行的紧身胸衣、拖地连衣裙、高跟鞋等服饰，不仅致力于塑造女性的温柔形象，也直接限制了女性参与各种活动。而时时刻刻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容貌、举手投足，也成为压制女性的一条无形戒规。据记载，1896年举行的全美第一次女子篮球赛，就规定只有女性可观看，因为被男人看到女运动员满场奔跑、大汗淋漓的样子是有伤大雅的。直到20世纪初，西方医学界甚至还流行一种看法，认为女性不具备参与运动的生理结构和体能，若硬去参加，最终会影响她们扮演母亲的角色。有的心理学家还认为，女性不仅生理上不如男性，心理上也比男性差，不能承受激烈的体育运动和紧张的竞赛。更有甚者，美国的波士顿体育馆还曾发生过以“入侵罪”逮捕在男子举重室里练习举重的妇女。女性主义指出，这些所谓的科学研究和相关的规定，都出之于父权制对妇女的严重偏见，目的是要把女性继续限制在家庭之中，并从生育的角度来判定女性的最终价值。所以，剥夺女性的休闲权不仅历史悠久，也是歧视妇女、阻碍妇女发展的一个方面，遗憾的是它常常被忽视了。

　　研究还发现，女性休闲权的被剥夺与丧失，还因为女性没有、或只有极少的“自由时间”。而“自由时间”正是休闲得以实现的一个基本前提。在父权制下，妇女被局限于家庭、并主要承担家务劳动。因其劳动是不计时、不计酬的，这与从事有酬社会劳动的男性相比，妇女往往被称之为“闲着”、“不工作”。因此，男人似乎更有权利和必要在劳动之余冠冕堂皇地“自由”一下，以休闲来调节身心、消除疲劳。而女性反正是在家“闲着”，就无须再有什么休闲了。并且因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女性也缺乏休闲费用。久而久之，绝大多数妇女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都湮没在从早到晚、细碎繁杂的家务之中，根本没有属于她们的“自由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且妇女本人往往也认为自己不应休闲，否则就有偷懒之嫌。于是，休闲活动也毫不留情地把妇女撇到了一边，她们的生活单调重复，交际圈日益狭小，拥有的社会资源微弱，生命价值无从提升。因此说，没有休闲就没有自我，没有自我也没有休闲，确实是一点也不过分。

　　目前，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但研究发现，即使是职业女性，她们的休闲时间和休闲场合也仍然受许多限制，与男同事或其丈夫相比较，绝大多数妇女下班后便匆忙投入家务，有可能成为更疲惫的、更少“自由时间”的“双职”妇女。但是，不经历和超越这一窘境，女性的休闲权也与其他平等权一样，是不会轻松获得的。发人深省的是，女性主义还将研究推广到了有色人种、残疾人士、贫困阶层等等，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大都被剥夺了休闲权，其原因与女性类似，即他们不得不为维持基本生存而忙碌，所以没有或甚少“自由时间”。由此可见，有无“自由时间”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地位问题。当某些个体或群体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将是从属的，“休闲差距”便难以消除。对此，女性主义一方面继续持批判态度，即指出消除休闲之中偏见、歧视、不平等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真正能够为女性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休闲“赋权”的，其实是他们本人，即必须认识到休闲权是自身拥有的自由权、幸福权、发展权。而行使和维护这一权利，不仅是确立自我、表达自我、发展自我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改变和走出父权制压制女性的一个必要举措。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