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缺“谤木”保护机制

　　随着“官员纳谏”被写入湖北省政府一号文件中，这份文件这几天广受社会关注。湖北省政府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 春明指出：“今后省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重大决策须广纳良言；对于社情民意，决策者不但要听得见，而且也要听得进；决策 得失，应由决策者负责，言者无罪。”(3月14日《南方日报》)

　　60年前，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已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跟理论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并列为“党 的三大作风”。列宁也曾对上述作风作出评价，认为其“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朝气，生气勃勃的政党都是绝对必要的”，“共产 党员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然而直到现在，“官员纳谏”被写入政府文件还能引起轰动，足见个别官员离开“空气 和水”，在“民意真空”中行走了多远！

　　事实上，我们的公共管理机制中，并不缺乏诸如“官员必须纳谏”之类的硬性程序。虽然官员们表示“闻者足戒、言 者无罪”，百姓并不放心。有那么多口是心非、秋后算账的劣官吓怕了他们。比如河北反腐斗士郭光允，因举报省委书记程维 高而横遭报复，被开除党籍并非法劳教。

　　在很多单位，一把手动不动就呵斥“严禁出现杂音”，逼迫提意见者将嘴边的话咽回去。没有“批评后”的纠错机制 和配套保护措施，批评与自我批评将沦为形式。领导强势弹压下，群众无不噤若寒蝉。

　　几千年前的尧舜时代，官方已设置了供人们议政论事的“诽谤之木”。自古至今，无论顺耳或者是逆耳的忠言，一直 都不算什么稀缺资源。我们最缺的，是对“谤木”的保护机制。“批评”的话好说，“批评后”遭受打击报复的痛苦难尝。打 不破“穿小鞋”的潜规则，“言者无罪”的承诺看起来很美，却无甚用处，“官员纳谏”的硬性要求更是要打折扣。

　　勇敢地树起“谤木”为决策正形，值得称道；建立起“谤木保护机制”，才算完整。希望湖北省在作出“官员纳谏” 要求的同时，探索健全“批评后”的有关机制，只有封死程维高们的报复路径，群众才能畅所欲言倾吐心声，有勇气献上带刺 的花、略带苦味的批评。张培元/文

　　公共政策要有个“检修期”

　　小丫跑两会，跑出这么个问题来：看个病怎么这么难？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委员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已经 执行了几十年的以药养医的政策，这是不合理的一个机制。不知道小丫是不是惊讶，我听了是吓一大跳，高副部长知道“是个 普遍性问题”，还直截了当说出是“执行了几十年”的政策问题，应当是“胸有成竹”了。

　　政策执行了几十年一直不改，要么是政策很好，不需要改；要么就是政策过期，没有价值修改。不过，这两者都不是 不改的原因。令人想不通的是，这一项政策既发挥着威力无比的作用，而弊端也似乎是与之成正比例的，据卫生部政策法规司 刘新明司长讲，目前我国有30%至40％的人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而未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这种情形只能说是非常恐怖 。但恐怖的不只是统计数字本身，更重要的是政策为什么要长期不修改。

　　或许不从根子上废除现行政策的原因真的很复杂，所以，笔者也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再多费时间，倒是想跳出来说说 政策制度的修改。国家根本大法的基本原则长期不变，所有公民都能够理解并乐于接受。但如果给国家改革和人民利益都带来 损失的制度不能及时修改，就说不过去了。

　　一个显然的结论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公共政策，必然约束社会的发展，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干扰新的社会秩序的 顺利完成。公共政策的直接约束或受益的是所有公众，而政策法规制定时，对未来不可知因素预测不可能很充分。

　　医药如此，其他公共政策也是一个道理。基于此，作为普通百姓，我们有必要对政策的制定者们提个要求：任何公共 政策都必须定期“检修”，三年或五年都行，要看哪些内容需要更新，哪些政策需要废除，到了“检修期”，就通过修订来寻 找有利于群众、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有利于政策与时代同步或超前的理想效果，不至于积压大量的弊端，到了不得不修改或废除 之时，才想起要“集中清理”，这样做的弊显然是大于利的。龚明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