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反腐败需要对权力制约和监督并举

　　昨天上午，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首发公司原董事长毕玉玺因受贿、私分国有资产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毕玉玺的罪行是：利用职权，采取直接干预项目招投标工作、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便利等方式，收受贿赂共计价值人民币1004万余元，私分国有资产300万元。

　　毕玉玺的“受贿千万”以及“死缓”判决似乎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在交通行业早

已成为“腐败重灾区”、甚至河南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之后，毕玉玺不过是落马交通官员一长串名单上的又一个而已。

　　对交通系统何以曾经腐败现象严重，已经有太多的文章总结了教训。就连毕玉玺本人，也在他的“忏悔书”中谈到了自己犯罪的原因，除了“长期不认真学习”、“唯我独行的工作作风”、“个人利益占了上风”、“利欲熏心的赌徒心理”外，还有一条是“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监督缺失”是我们谈到腐败现象产生原因时常常见到的话语。监督缺失的确会让腐败者肆无忌惮、贪欲膨胀，所以加强监督也是防止腐败的应有之义。但是，一个问题是，我们有那么多的监督机构和人员，为什么腐败现象还能在监督之下产生？

　　当然其中一定有某些监督机构工作不力的情况，但是，同时也应该理性地看到，并不是所有的权力都能够被监督到，再严密的监督也可能在绝对权力面前败下阵来。

　　北京五环路作为北京第一条环城高速公路，投资136.4亿元。对这样大的投资项目，毕玉玺可以直接干预项目招投标工作，对“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权力，即使是有个人整天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监督，也未必能一定监督好，再说，8小时以外呢，总不能24小时有人监督他吧？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要“从源头上”防止腐败，这里的“源头”，除了对权力运行的初期就进行监督，还要重点做的是对权力的制约，对扩张的权力进行限制，各种权力之间实现制衡，不让绝对权力出现。

　　公民个人的言行之所以不需要监督，因为他没有权力。权力越小，权力的含“金”量就越小，越容易被监督；权力越大，监督的难度越大。权力的清廉，一方面取决于监督体制的完善和监督者的敬业精神，一方面更需要对权力本身进行限制，监督毕竟是一种外部遏制力量，而更应该注重的是权力本身。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能一开始就建立一种机制防止权力的“绝对化”，其社会成本远比权力运行之后实施监督要低得多。

　　今年1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交通部长张春贤表示，对于交通行业中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交通部的态度非常明确，“除了严惩还是严惩，除了总结教训还是总结教训”。他认为，要抓住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要环节，即招投标、设计变更、材料供应和资金拨付等。这几个环节的确是最容易腐败的环节，如果交通单位的官员在这些环节拥有可任意支配的权力，那么，面对每年数千亿的交通投资，仅仅靠监督来杜绝腐败现象很难。

　　反腐败需要对权力制约和监督并举。监督不是万能的，把权力的运行完全建立在监督的基础之上，是不可靠的。而对权力进行制约则是防止腐败的“源头”。毕玉玺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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