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分析农民工转投长三角抛弃珠三角原因

　　农民工不再像过去一样锁定珠三角，而拥有更多选择机会，新农民工也不再盲目上路———就全国而言是个好现象。

　　一个有趣的说法：到珠三角打工是做“短线”，挣够钱就回老家；到长三角打工是做“长线”，盼着有机会能成为“新市民”。

　　“招工难”成为珠三角一系列保护农民工权益政策的催生剂；而长三角也切勿因暂时“得势”而掩盖了存在的问题，放松了推进步伐。

　　广东取消“六不准”，难挽农民工减少之势？

　　吴焰：正值节后用工高峰，媒体纷纷出现“珠三角长三角，民工流此消彼长”之类的报道。前往广东的务工人员是否真的有变化？

　　邓圩：节后来粤农民工的确减少了。

　　吴焰：大致减了多少？邓圩：据统计，从年初一到初七，坐火车返回广州的农民工比去年少7.6%。正月初九这一天，虽然有24万农民工抵达广州火车站，达到今年节后之最，但与去年春运最高峰当日比，还是减少了8万人。

　　吴焰：这可是在广东取消长达10年的用工“六不准”政策之后呢！“六不准”的取消，为什么效果不理想？

　　邓圩：原因有三个。珠三角劳动力减少的宏观背景是：长三角的崛起，西部大开发的启动，造成外来工分流；另一方面，20年间，广东劳动部门已经与劳务输出省份建立了长期的供求信息交流渠道，农民工流动不再盲目；第三个原因，是国家加大了对农业扶持力度。对农民工来说，如果离乡外出打工的收入比在家乡劳动收入增加不超过300元，他们不会选择外出。

　　吴焰：是的。我的一位同事，连续10年到全国著名的农民工源头安徽阜阳采访民工节后返城问题，今年他颇感意外：怎么客流远不如过去那么拥挤？原来，阜阳及周边县城近两年冒出不少企业，一些农民工“就近就业”了。许多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积极招商引资办企业，一些农民工也不愿舍近求远。

　　邓圩：珠三角今年节后返城农民工的变化，除了总量减少，还有一个特点：新民工数量少。我采访时发现，在广州火车站，虽然节后每天都有10万—20万农民工抵达，但站上少有人逗留，多数都是熟门熟路。从节后的劳动力资源市场看，找工作的新民工也不多。

　　吴焰：农民工不再像过去一样锁定珠三角，而拥有更多选择机会，新民工也不再盲目上路———就全国而言，应该是个好现象。

　　长三角“抢”了珠三角的劳力资源？

　　邓圩：不过，上面提到的理由，似乎在长三角“失效”了。与珠三角情况相反，今年到长三角的农民工数量，似乎不减反增。

　　吴焰：确实如此。据长三角地区劳动和客运部门统计，外来务工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成，总量超过80万人。

　　邓圩：有种说法：珠三角的农民工被长三角给“吸”走了。

　　吴焰：有一定道理。安徽、江西位居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中间地带，也是全国最大农民工输出地之一，那里农民工的“向左走向右走”很能说明问题。据安徽蚌埠铁路分局日前发布的信息，今年春运涌向长三角的安徽农民工，首次超过珠三角，改变了近10年的局面。我采访过一些务工人员，的确有部分是刚从珠三角“转战”长三角的。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亢越告诉我，去年他们光是从东莞就招来500多名熟练工人，今年节后大规模异地招工的首场地点，也仍然是到珠三角去。

　　邓圩：的确，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了和自己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相近的地区。但长三角近几年来强大的用工竞争力，也给珠三角企业敲了警钟。

　　吴焰：问过一部分“改珠投长”的务工人员，他们的选择理由很一致，认为在保障农民工权益、用工环境、社会治安甚至招工企业的品牌上，长三角普遍优于珠三角。

　　邓圩：尤其是工资收入。以广东最著名的服装鞋帽业为例，20年来，企业规模和对当地经济总量的贡献呈几何级增长，但外来工工资只从三四百元涨到五六百元。有数据表明：近12年里，珠三角地区外来工工资平均仅提高了68元！

　　吴焰：这么少？

　　邓圩：是。东莞市曾做过调查，全国24个城市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高过平均数8.5%，而东莞却低了16.8%。这绝对会影响农民工积极性。

　　吴焰：待遇肯定是选择的重要标杆。不过，农民工迁徙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前几天，我在苏州一个劳动力资源招聘会现场，听到几位年轻人一种有趣的说法：在广东打工是做短线，苦干几年挣点钱，回老家盖栋楼开个店；到长三角来，则是做长线。虽然城乡二元结构的篱笆仍然竖立，但流动人口管理模式上有很多新变化，让他们容易产生归属感。

　　邓圩：归属感？

　　吴焰：比如从苏南开始并逐渐蔓延至整个长三角的“新市民运动”。在常州，专门开设以帮助外来工这一群体为主旨的60多所免费“新市民学校”，教学内容包括常州概况、劳动维权、卫生防疫、法律法规等实用知识和技能。在无锡，一些社区成立了“新市民亲情理事会”，为暂住人口提供维权等服务，引导他们树立无锡新市民的主人翁意识。理事会帮助流动人口解决子女入托、入学、招工、租房等困难事宜。在昆山，成立了“新昆山人管理委员会”，帮助60多万昆山外来工，尽量在就业、经商、购房、子女入学、车辆上牌、领取驾照等方面和本地居民一样，享受平等待遇。

　　邓圩：真让人欣慰。现在，以政府为主导，这两个中国用工量最大的地区开始关注外来工生活、维护外来工权益的种种事实，让我们看到希望：多年来一直被城市排斥在外的农民工终于有了成为市民的可能。农民工能成竞争受益者吗？

　　吴焰：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区域的比较，一直为人津津乐道。针对节后农民工流向动态，有人说长三角赢了珠三角一招。这是否会刺激珠三角？

　　邓圩：追究两大区域之间的种种心态未必有意义。事实上，两大区域的种种举动，越来越显示外来工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用工环境的改善也成为竞争力，受益的一定是辛辛苦苦外出打工的农民们。但这种现象确实也警醒了珠三角。广东取消“六不准”，其实就是一个新对策。从去年下半年广东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以来，广东很快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和措施。针对外来工薪酬太低的问题，去年11月，广东调整各地企业最低工资，不少城市调升100元左右，外来务工人员工资全年全面上涨3.5%。最近，广东省统计局还对珠三角9个地级市用工人数超过50人以上的3.3万家企业抽样调查，有近四成企业表示，会考虑今年继续加工资。

　　吴焰：打心眼里替农民工们高兴，虽然还是低。邓圩：还有措施。据了解，有关方面在研究建筑施工企业在银行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预储账户，以解欠薪难题；对已在流入地买房及已在当地居住5年以上并依法纳税达到一定数额的，免收子女借读费；外来人口在当地居住达一定年限，可申请本地常住户口等。今年1月，广东省人大又通过《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首次以地方法的形式明确企业工资支付的形式和内容，加大违法处罚力度。有消息说，广州还有计划把外来工拟入全市医保参保范围。

　　吴焰：来之不易啊。从买方市场到卖方市场，市场力量终于为农民落实了“待遇”。过程心酸，结果还是令人欣慰。

　　邓圩：这得感谢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区域间的竞争，由此带来的劳动力需求，才让农民工这一群体成为受益者。

　　吴焰：这也是对长三角的提醒。这一地区的用工竞争力也并未到位，包括拖欠工资、工伤医疗保险、子女入学难、对农民工的“歧视”等仍然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切不可沾沾自喜。要知道，今天，农民工可以“改珠投长”，明天，也很可能投向别处。

　　邓圩：我就看到一些报道，说不少去长三角城市找工的人，也在“挑三拣四”。保姆问雇主“能不能按规定提供保险。”建筑工人问企业“能不能承诺绝不拖欠工资。”我们正处在一个建设制度的时机，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成为城市从业者，如何让他们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工作空间、获得社会保障，关系到中国社会未来的和谐发展。

　　吴焰：外来务工人员将更多地用“脚”，来为一个地区的和谐程度、一家企业的用工竞争力投上权威一票，也顽强地提醒各地：谁忽略了他们，谁的发展空间将受到制约。本报记者　吴焰(上海)　本报记者　邓圩(广州)

　　(本文姊妹篇《广东产业会“因祸得福”吗》随后刊出———编者注。)

　　《华南新闻》 (2005年03月17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