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种议论称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而研究表明，腐败事实上人为制造了稀缺，抬高了资金成本，这正可部分解释何以中国居民储蓄达到10.3万亿元，而仍然存在“贷款难”。
研究还证实，经济发展水平与腐败度相关。在处于起飞或快速增长期的华北、西部和华中等地，企业贷款租金明显偏高；而经济发达的华东和华南地区则相对较低，是为“高
腐败-低增长与低腐败-高增长组合”。
在资源配置上，我们必须观察并研究两种现象：
第一，金融腐败是否造成了资源闲置。我们发现，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在2003年一季度达到1.3万亿元，超过GDP，但是企业和农户贷款依然存在问题。这说明了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梗阻，资金这一最稀缺的资源存在闲置问题。
第二，金融腐败是否造成了资源错误配置。与第一个问题紧密相关，金融机构往往反映企业和农户贷款难的根源不是金融机构惜贷，而是借款人的信用状况欠佳，恰恰是金融腐败提高了融资成本，导致愿意接受这一要价的借款人往往不具备偿还能力，同时把好的借款人挤出市场。因而金融腐败造就了信用低下。
在产出效应上，金融腐败分析的说服力比其他腐败分析要大得多。它直接造成了储蓄与投资间的差距，因此社会资本形成不能达到应有的水平，故全社会产出必然低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因此，这就是金融腐败的基本经济成本。
金融腐败影响经济增长不是直接的，它并不直接决定人均GDP水平，而是影响了资本形成，阻断了储蓄与投资，通过提高融资成本制造了资金稀缺，同时造就了高风险融资者(所谓逆向选择)。由于金融腐败的存在，一般宏观经济学假定的从储蓄到投资的平滑过渡过程，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由此，才可以解释我国金融领域一个怪异而又为大家习以为常的现象：一方面是储蓄存款余额的迅速攀升，另一方面是从城镇到农村持续存在的贷款难问题。这一实证研究说明，在中国，金融腐败不是润滑剂，而是沙子。
此外，金融腐败受到经济增长、储蓄水平的影响。经济增长越快，资金需求量越大，故利用资金配置权的寻租可能性越高；但是，经济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的上升，因此其储蓄水平提高，资金稀缺性下降，寻租的可能性也受到限制。因此，研究者直观地认为腐败与经济增长和储蓄之间存在二次曲线关系；换句话说，腐败存在顶点——随着经济增长和储蓄上升而上升，到了顶点后下降。
在欠发达经济体中，金融腐败会把经济拖入高腐败、低产出的贫困陷阱，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当地的资本存量可使经济进入高产出、低腐败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