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大臣刘桢由于不敬而犯了罪，魏文帝问他：“你怎么这么不谨慎而触犯了法令呢？”刘桢回答道：“臣确实平庸短浅，然而臣之所以获罪也是因为陛下的法网太密的缘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规矩太多，即使一天到晚提着胆子做人，也难免“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也许你会说，故事毕竟是故事，刘桢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别急，咱们先来看看这
样一种假设：如果你某一天走在大街上，突然遭遇几个正持刀行凶的歹徒。你本来想英雄一下，舍身相救，可是又被歹徒手中那闪着寒光的凶器吓懵了，眼睁睁地看着犯罪分子扬长而去了，那么，你是否会因而背上一个“见死不救”的罪名呢？你别说，还真可能让你戴上这顶帽子。据报道，最近又有人大代表将增加“见死不救”的罪名写进了自己的议案，并义正词严地说，用法律惩治“见死不救”是“正本清源之举”。
人大代表的提案当然是一番好意。但法律的设计也应该人性化，如果把一切难以解决的问题都提升到法律层面，那罪名只会越来越多，法网也将越来越密，人活着也只能是束手束脚。的确，法律作为一种“硬约束”，处理问题最为干脆利落。只要与法律相悖，就应该接受相应的制裁。但也正因为如此，法律的制定不能不格外慎重。何况，法律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说起法律与道德，中国人最有体会。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中国两千年来最大的症结，就在于以抽象的道德代替了法律，将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他的话有道理，所以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然而，受够了“道德至上”之苦的我们，一旦找到了“法律”这根“救命索”，难免会对其产生过分的依赖。
其实，法律与道德并非水火不容。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硬约束”的法律与“软约束”的道德如果能够很好地结合，将会给我们带来良好的社会秩序。道德无处不在，法律却不可能处处都有。法律只有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介入人们的生活，才会产生积极的效应。如果硬要把所有的道德问题都套上法律的外衣，不仅道德会萎缩，人们的生活被固化，法律也将失去意义。（据《南方周末》／邹汉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