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是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纽约大学已故学者尼尔·波兹曼的文化批评专著。有人称其为一篇声讨电视文化的檄文，其实该著作远远不是一两句话可以界定和概括的。可贵之处在于，波兹曼针对200年美国文化的历史转型，直接把美国文化娱乐化归因于阅读的缺失。他也认为“电视腐蚀人心”，但他并不简单地把原因归罪于电视。
波兹曼指出，“印刷机统治之下的美国”曾经创造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蓬
勃的阅读文化”，而且也创造了美国人赖以寄托民族情感的“想像的共同体”。阅读习惯培养了辩识、选择、判断的能力，也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
其实，波兹曼的论断带有普适性。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事实上亦是赖于文化的功力，也是五千年文明薪火传承的积累。这种文化应该主要指从书简、布帛到纸质书卷的文字、历史、文明的积淀。文化典籍是什么？高尔基称之为“人类进步的阶梯”，是获取信息、知识、思想、文化和提高综合素质的工具。书籍可以说是思想库和文化库，即使是“轻松”的文学典籍，让人潜移默化的，也是迷人情节后面的深刻人生哲理。其背后的价值观、伦理体验，其中的民族爱憎、情感表述等等，都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煌煌五千年文明史，假如没有那些烁烁其华的文化典籍，假如没有后人的阅读、咀嚼、继承、光大，我们真的就找不着北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哪里才是我们的灵魂寄养之所。
波兹曼的清醒之处在于，对文本阅读的被颠覆保持了足够的警觉，即随着电报、电话、电视等传媒的更替演进，尤其是娱乐化大趋势背后的危机。他认为，当电报第一次消弭地理界限迅速传递信息之时，人类的阅读行为和思维方式就面临破坏和改变。造成人类思维连贯性与逻辑性更严重破坏的则是电视出现以后，它使“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因为“电视上的节目，几乎每八分钟就可以成为一处独立的单元”，媒体随时把人们引向一个新事件，于是人们不再探询因果，不再关注逻辑，对事件也缺乏持续性的感情。更可怕的是，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采用了一种娱乐化的理念，甚至将信仰冲突、民族矛盾、利益纠纷等人类命运的苦难悲喜，都淹没在对暴力血腥场面的展示和嘻嘻哈哈的无聊娱乐中。沉缅于感官剌激和娱乐享受的公众，在不知不觉中疏远了文本的阅读，疏远了爱不释卷、“雪夜读禁书”的氛围和爱好，更疏远了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人是一个喜欢轻松不喜欢沉重、喜欢嬉戏不喜欢庄重、喜欢热闹不喜欢静思的动物。书籍区别于电视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文字是抽象的符号，要求阅读必须同时也是思考，否则就不能理解文字的意义。相反，电视直接用图像影响观众，它甚至忌讳思考，因为思考会妨碍观看。而媒体的娱乐化倾向将一切严肃的庄重的甚至神圣的东西一一解构了。不说别的，单说历史。后人凭什么察古论今，因为“读史使人明智”。如今，历史被切割成了赏心乐事，演变成了戏说，甚至干脆就标上“不是历史”，“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人们在哈哈一笑之后，就是历史的混淆真伪的颠倒，历史变成了一堆解不开的娱乐纠结。要让后人认同历史，找到民族之根，难也。至于明星八卦、艳情凶杀、醉生梦死、酒绿灯红，更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我国2004年末公布的第三次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表明，国民阅读率5年来持续走低，去年只有51.7％，比1998年下降了8.7％，换言之，有近半数的国民基本不读书。这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中华来说，绝对是一个坏消息。国民，包括全人类是否会成为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的物种”，我们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