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红洋”诉说传奇往事

　　【南京日报报道】从1890年大清开始铸造光绪银元，到民国初期的“袁大头”，直到1934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废止银元流通，银元一直是老百姓最熟识的东西。而市民周殿元先生珍藏的一枚银元，却有着特殊意义和传奇经历。昨天，记者应周先生之邀，有幸在他家见到了这枚打着革命烙印的红军银元。

　　最精美的红军银元

　　这枚银元和普通的一元“袁大头”大小相当。正面中间是“壹圆”二字，周围一圈铸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币厂造”字样，中间用两个五角星相隔。背面正中则绘有地球叠加着镰刀铁锤的图案，四周铸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九三四年”。周先生向记者介绍，这枚银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铸造的红军银元，是被称为“红洋”的革命文物（当时老百姓称银元为大洋，苏区铸造的称为红洋）。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通江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民主政府，同年10月，红军在歼灭四川地方军阀刘存厚的主力部队时，意外缴获了绥定府造币厂的大批先进设备，利用这批设备于1934年制造发行了大批精致的银币，它比1933年以前铸造的各种红洋要精美得多。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此银币虽已停铸，但有相当数量被带到陕北，在边区继续流通，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可是今天民间已很少见到这种“川陕造”了。

　　“川陕造”的传奇经历

　　那么，周先生是如何拥有这枚红洋的呢？“这都是我父亲传给我的。”他向记者讲述了一段传奇的故事。原来，解放前，周家的“交通旅馆”遍布全国各地。上世纪30年代的一天，他父亲打理的河北张家口“交通旅馆”来了数位商人，他们包租了旅馆里的3个房间，常有不同的人进出。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旅馆大堂里总是坐着国民党特务，有一回包房的商人到柜台上付租金，掏银元时无意间夹了这枚红洋。周老先生趁特务不注意，不动声色地将其收下，避免了一次危险。后来周先生的父亲才知道，当时的张家口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赴苏联的秘密通道，而中转站就设在他的旅馆里，这些包房间的商人就是地下党。而这枚被不小心带出的红洋，从此就一直被老人保留下来。2003年，一枚这种“川陕造”的红洋曾出现在拍场上，当时就突破了3000元大关，如今价格更是不菲。但周先生表示，藏着这样一件有传奇经历的革命文物是周家的光荣，就是价格再翻番，自己也不会动卖掉的念头。

　　加戳“袁大头”原来是伪作

　　谈得高兴，周先生又拿出另一枚自己珍藏的银元给记者欣赏。这枚银元和普通“袁大头”差别不大，只是正面右侧被加刻了“苏维埃”3字。周先生告诉记者，这也是其父留下的，自己查过相关书籍，皆无注录。他认为这可能是早期苏维埃政权在没有铸币条件的情况下，而加刻的，也是红洋的一种。不过，昨天下午，记者就这枚银元的来历向一位钱币专家请教，他的说法却令人大跌眼镜。他告诉记者，这种加戳的民国三年“袁大头”是上世纪30年代两个上海人伪造的。此事曾在上海滩轰动一时，当时报纸皆有报道。原来，苏维埃政权在白区老百姓眼里非常神秘，当时就有人开始收藏苏维埃政权的东西，红洋更成为抢手藏品。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有一家从事钱币交易的麒麟钱币社，店主叫平玉麟和杨成琪。平玉麟看到红洋很走俏，就动了歪脑筋，请一家银楼刻制了一枚长方形的“苏维埃”钢戳，选择最普通的民国三年“袁大头”，将钢戳印在其正面右方。这样，本来很普通的“袁大头”一下变成了珍贵的“红洋”，身价大增。当时上海的钱币收藏大家耿爱德、陈仁涛、施嘉干等都被蒙了，一个个争先恐后地高价购买，还有一部分从上海流入其他地区。后来两人不和，杨成琪才向外泄露了平玉麟伪造红洋一事。这位钱币专家认为，周先生这枚带苏维埃戳的袁大头显然是流入市场的假造红洋。　南京日报记者　李冀(编辑　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