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土地免税后的震荡

　　刘银滨 本报记者 张育新

　　奔波打工丢了土地我很后悔

　　签字时，谭奎的手有些抖。签完名字，他沉重地叹了口气，他知道，原属于自己名下耕种的25亩土地与他彻底告别了。

　　47岁的谭奎是延寿县永胜村农民，1987年，他承包了25亩土地，由于欠村里的农业税，土地被村里收回。谭奎说，当时觉得，地收回去就算了，在手里也出不了几个钱。他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投奔到内蒙古打工。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他没有回来与村里签承包合同，土地被村里转包给了艾玉生。国家实行免除农业税政策后，谭奎回到老家，想要回原属于自己的承包地。土地是重新承包的，承包合同白纸黑字写着，艾玉生也不愿意吐出进嘴的肥肉。经过法院调解，谭奎放弃了要地的请求，无奈地接受了艾玉生给付的6000元现金赔偿。

　　谭奎对记者说，早知道有这样的政策，谁还撇家舍业各处折腾，弄丢了土地真的很后悔。这个质朴的汉子，眉眼间写满了懊恼。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谭奎的境遇不是个别现象。实行免税政策后，很多曾经放弃了土地的农民，都像他一样，在通过各种手段，寻找“丢失”的责任田。

　　延寿县六团镇的杨俊权与谭奎有着一样的遭遇。杨俊权1983年承包了六团村15亩土地，1984年交给了陈宝岩耕种，后来陈宝岩把地交给儿子陈文耕种。第二轮承包时，村里直接与陈文签定了承包合同。现在对农业的优惠政策多了，在外漂泊的杨俊权想“找”回他的承包地。经过法院调解，杨俊权放弃了诉讼请求，接受了陈文2000元钱的一次性补偿。

　　据市法院民四庭庭长王宗学介绍，2004年土地纠纷案件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农民回归土地的心情非常迫切，免除农业税，在农民的算盘上，最直接的结论就是土地升值。如果处理不好土地纠纷，就会激化矛盾。法官们深入田间，经常把庭开在地头上，苦口婆心地调解，化解了许多矛盾。

　　农业免税做梦都想回归土地

　　土地回来了！真的回来了！70多岁的李延作不太敢相信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李延作是通河县三站乡农民，老两口领着两个哑巴儿子生活，2000年，他把剩不下几个钱还要操心费力的土地转给了冯志超，自己仅剩一亩多地，连吃粮都难以解决。2004年，李延作又在土地上看到了希望，想要收回转让的耕地。从法律上讲，李延作转让土地的合同是有效的，况且他也无力支付已经花掉的土地转让款；从现实情况看，李延作家的困难明摆着，除了要塌的两间房，骨瘦如柴的老伴，心智不全的聋哑儿子，他已经一无所有。土地是赖以支撑这个家庭的全部。办案人员经过艰苦调解，终于取得村委会的支持，让李延作取得了土地的耕作权。对于像李延作这样的农民来说，土地就是生命，这已不是夸张和形容。

　　主办此案的法官刘建民对记者说，前几年，农村操心的是怎样把弃耕的撂荒地转包出去，现在弃田农民回来要田种，这是个好事，说明种地对农民重新有了吸引力，但李延作这样的纠纷具体解决起来，非常棘手。

　　据了解，目前要求“找”回承包田的农民，有一些是外出打工没有找到稳定工作的人，还有就是像李延作这样重新看重土地的农民。土地负担重、粮食价格低时，他们弃田不种；而负担轻、粮价好时，他们又想种田。市法院2004年以来处理的100多起上诉上访案件，很多属于这种情况，解决这类纠纷，已经不是一纸判决的问题，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通河县德兴村农民王桂林，1998年承包了32亩耕地，2002年，王桂林把自己承包田中的22亩转让给了丛金忠，转让期到2008年，并收取了9500元的转让费。如今，土地“涨价”了，王桂林觉得自己吃了亏，起诉丛金忠收回土地的使用权。经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王桂林收回了土地。在这类纠纷中，双方满意就是最好的结果。

　　王宗学庭长告诉记者，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农村经济比较低迷，土地负担较重，农民承包土地的意愿不强，这也导致在土地经营权承包中，一些基础性工作不到位，如没有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没有办理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流转过程的不规范等等，留下很多隐患。必须从贯彻《农村土地承包法》入手，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完善相关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农民回归土地农民工能否崩盘

　　农民回归土地的愿望是切实的，守着土地心里不慌。于是有了这样一些报道：农民工短缺、保姆市场断档。农民工真的要崩盘吗？

　　记者在我市农村采访时了解到，事实并非如此。

　　一位镇党委书记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不要过于乐观地估计农民回归土地的热情。据介绍，离开土地的农民有的是主动弃耕，有的是因为欠账被动弃耕，土地被村里转包，靠转包的收入抵账。免除农业税，农民在土地上有自己的小算盘。

　　这位党委书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免除农业税，客观上等于每亩地“涨”了25元钱左右，加上每亩地补偿15元，实际上等于每亩地升值40元钱。25亩地就是1000元钱。丢失了土地的农民很大一部分是冲着这块补偿来的，要回地就等于要回了钱。原先谁耕谁几亩地不算什么，现在父子爷们也寸土不让，协商不好就法庭上见。有了土地的经营权，转包出去无疑就提高了收入。每年千八百的，对于农民不是个小数目。土地承包几十年不变，积攒起来就是个大数目。土地经营权到手，该转包还是转包，该打工还是出去打工。

　　王友是尚志市的农民，当兵转业后在哈尔滨打工，给酒店当保安。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王友承包了12亩土地，转给了同村的村民耕种。春节前，王友的爸爸把他找回家，商量要回了12亩地。王友说，地还是家里人种，我不打算回老家的山沟了。王友说，他们一起打工的小哥们，很多都有他这样的经历。对于土地，他们没有上一代人那样的感情。

　　市农委副主任杨文月认为，目前由于“一免两补”政策实施，相比之下种地效益增加，确实出现农民争包土地的现象。但由于土地规模小收入有限，农民仅靠土地，还只能维持温饱。其实农村的发展之路依旧是城乡联合，发展小城镇建设，土地实现规模化经营，农民才能增收，农村才能富裕。不能只看眼前的效益让农民工回流，那是一种短视，大量农民工重新回归土地，从长远看是农村经济发展上的倒退。

　　后顾之忧生产资料水涨船高

　　为了解免除农业税后农民的真实想法，记者来到了产粮大市双城。虽然还没有到耕种的季节，但是记者还是感受到了浓浓的春意。许多农民在购买种子化肥，准备让黑土地长出个金蛋来。然而在交谈中，记者还是感受到了农民心里的隐忧：化肥的价格上涨了，种子价格上涨了，农膜价格上涨了，省下的粮食直补资金都投到农资上面去了。

　　“那是土地的粮食啊，没有它们土地可不给咱长粮食，中央总会有个说法。”一个购买化肥的年轻农民对记者说。

　　“22个省的农业税都免除了，中央还能让生产资料涨价？肯定会有政策。”另外一个农民对记者说。

　　一位产粮大镇的镇长有些忧心忡忡。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账，与去年相比，生产资料普遍提高了价格，但是粮食的价格一直比较低迷。玉米0.74元一公斤的价格，是国际市场粮价逆推出来的，基本上与去年持平。如此一涨一停，粮食生产的成本就提高了。加之农民细算小“账”，农村土地流转费用提高，真正种地的农户投入反而增高。这种状态持续过长，将会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农民的积极性如何保护，是当前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在农村采访，记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免税政策给农村带来的震荡，以及农民对中央的信赖。这份信赖带来的将是黑土地震荡后的苏醒和扑面而来的滚滚春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