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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孔雀》，呆住了一小会儿，希望电影院的灯光不要亮起来，希望那些影像还能继续跳动。我想，这个决定性的时刻终于来了。在经过无数年的情感酝酿和文本积累后，在经过无数人口口相传后，在许多下意识的镜头暗号身份标签中，在互联网上数以吨计的口水后，在连《城市画报》也在三年前推出了一期名为“我们生于70年代”的特刊后，“70年代人”的集体回忆，终以目前传播方式上的殿堂式意义———电影的方式诞生了。根据20年一换的权利运作理论：“当小孩子经历20年长大成人掌握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后，他们成长时
的文化消费记忆便会奉为集体回忆，并投射在流行文化上。”按照这个简单的推理，我们都会知道现在正是“70年代生人”消费集体回忆的最佳时机。作家张宏杰在“所谓70年代人”一文中有这么一段：“1970年以后的出生者，从走入校门的第一天就开始生活在高考的压力之下……我们都得了教育综合征，在压力面前，总是习惯于拖延，被动挨打，然后，到了忍无可忍的最后一刻，才调动起全部精力来，突击式地完成所有工作。我们对待生活问题的方式就是我们对待考试的方式。……”不知道，若干年后，如果电影这种媒介还存在的话，会不会出现另一部电影。展现21世纪当下的日常生活，其中一个镜头，是电影院内看《孔雀》的观众们？这样，尽管有不同的集体回忆，但观看与被观看这个命题，还会被无限延续下去。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 网络编辑：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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