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政绩考核新策呼之欲出

　　前言

　　随着全国省市领导班子换届时间的临近，一套新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考核评价体系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当中。据权威人士透露，新的考核办法提出了要对政绩进行成本分析这一新的要求，即不仅要看取得的政绩，还要看为此付出的投入和代价，把发展的成本高低作为判断和衡量政绩的标准之一，正确评价政绩带来的现实成效与长远影响，避免不

计成本和代价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

　　绿色GDP、新政绩观、科学发展……一项项对新时期官员考核的指标成了时下的热门词汇，不少官员感叹：官，越来越难做了！

　　毫无疑问，这场意义深远的吏治变法将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健康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官员问责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在新的政绩考核标准出台之前，一项明晰官员责任的新举措已在实际操作之中。

　　今年2月14日，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214名矿工遇难，辽宁省主管工业和安全生产的副省长刘国强由此被停职检查。

　　因重大事故而被问责，刘国强并不是第一位官员———中石油川东天然气井喷事故、密云虹桥踩踏事故、吉林中百商厦大火事故，相关责任人都被严肃处理。一时间，官员“问责风暴”席卷全国，“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成了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但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认为，对“出事”官员的“问责”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对一个官员的责任追究并不代表制度上的完善，责任制度在我国官员中并没形成常态。

　　而国家行政学院应松年教授则认为，“官员问责”并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意义，它可以促使类似官员尽职尽责。应教授解释，问责制意味着官员的职责和职权应该统一，官员对自己的权力没有自由处分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该是自己承担的，就不能回避。

　　伴随业界争论的是来自民间的质疑之声：“一些官员被追究责任，只是从一个位置调离到另一个位置，他们受到了相应的惩处吗？”

　　也有人为被“拿”下的官员叫屈：“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这些责任真的都该由他们承担？”

　　是“罚当其罪”，还是“替罪羔羊”？各种说法莫衷一是。

　　但处于“问责风暴”中心的官员显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位官员坦承自己头上的“五顶帽子”使得官越来越不好当：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稳定、安全生产、党风廉政建设、计划生育。

　　这位官员说，以前在群众中说一句话意味着权威，而现在对群众说一句话则意味着责任。作为一个官员，每一句话都必须负起相应的责任，要想做好官变得越来越有难度。

　　四川省南充市市长杜光辉这样解读岗位责任的变化：权力型向责任型转化，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化。他强调官员应该调整责任、转化角色：“在履职当中获得一种人性，在服务当中寻找一种快乐。”

　　对于职责，官员们有不同的理解，而对于责任追究，官员们的步调则出奇一致。在官员们看来，为官一方，保不了平安，理应被问责。“当官是有一定风险的，不能说别人出了事，自己没责任。”一位官员如是说。

　　也许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诚惶诚恐、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等词语开始频频出现在官员口中。

　　但让不少官员苦恼的是：为官一方责任该负，但到底该负多大的责任？不知道。

　　在今年两会上，一位市长私下里问别的官员：“安全责任到底怎么定？是不是以死亡人数为标准？”

　　这也许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应松年教授认为，现在的问责制缺少法律的准绳。安全事故出来之后，应该追究科长、处长的责任？还是应该追究局长、市长的责任？哪一个级别的官员应该受到处理？也没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责任追究标准的不确定性，难免导致一些官员在为官上“诚惶诚恐”。

　　在现行做法上，引咎辞职渐渐成为老百姓熟知的一种方式。但也有人认为，引咎辞职在承担起责任的同时，有逃避更严厉处罚之嫌。

　　“况且，现在的引咎辞职大多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属于‘被迫’行为，很少有官员觉得自己难以胜任职位，主动提出引咎辞职。引咎辞职在我国并不是一种常态，从而使得一些‘庸官’在自己的职位上碌碌无为。”一位研究行政学方面的专家说。

　　可喜的是，我国正在加大官员考核力度，“能者上，庸者下”的官员选拔制度正在形成之中。

　　需要一个对官员考核的量化标准

　　绿色GDP是近年来官员考核中被提及最多的词汇之一。相对于以前单一的GDP考核指标来说，绿色GDP引进了更多的内容，对官员的考评也要复杂得多。

　　但如何以绿色GDP来考量干部？不少官员也心中没底。在官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是，GDP考核更易操作，更能体现出官员的成绩，而绿色GDP的考核则相对难以厘清一些。

　　从各地现行的做法来看，绿色GDP的考核标准也不尽相同：有的加入了自然保护、环境保护的指标；有的加入了社会治安、公共教育的指标；有的则加入了安全生产、能源消耗的指标……

　　由于矿难事故频发，安全生产成为列入绿色GDP最多的指标之一，但如何以安全生产来定赏罚，各地也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有关专家认为，现在的官员考核制度多是一些粗线条的标准，而老百姓需要的则是一个对官员考核的量化标准。

　　应松年教授认为，对干部的考核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内容，但这些内容的展开应该在大的框架下进行，最好的方式是将官员责任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例如安全生产问题，官员应该认识到自己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与不做又有什么样的后果，这样官员才能更好地各司其职。

　　应教授的观点与官员们的心态不谋而合，湖南省凤凰县县长张永中认为，只有在法律框架内依法行政，当官才能当得更规范。

　　也有专家认为，权责不明是现行官员体制的弊端之一，以法律形式确定官员的权力与责任，能够进一步规范官员的行政职能。

　　专家们还指出，绿色GDP应该加大追究决策失误的力度。在我国官员中，决策失误一般只有在触犯刑律时才被追究责任，而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安然无恙”。

　　官员政绩考核逐渐细分，意味着官员的职责更加明确，“岗位压力”越来越大。

　　制度之网正收得越来越紧

　　据了解，新的政绩考核标准中包括符合“五个统筹”的要求、体现“三个文明建设”的成果等内容。考评标准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扩大了评价的范围，其中包括调动各职能部门的积极性，让有关部门参与对干部实绩考核的评价，并为这些部门增设必要的程序和环节，使部门意见和结论在干部实绩考核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的考核标准中触及了我国官员监督的“软肋”。长期以来，我国对官员的监督处于失衡状态，监督者向被监督者负责，一些具体实施措施在“暗箱”之中操作。

　　不少专家谈道，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相继落马，说明一些官员游离于监督体制之外。

　　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储亚平认为，监察干部对同级官员难以独立行使监督权，往往使得监察工作难以落到实处。

　　评价机制、监督机制、考核机制不力，使得少数官员在重大决策上少了顾忌、随心所欲。

　　但事情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审计风暴”、“环评风暴”等陆续“吹”向敏感行业、敏感领域，“风暴”的矛头有时甚至直指某些官员，以前被称做“橡皮图章”的部门在官员监督上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威力。

　　重庆市环保局原局长张绍志觉得，重庆被列为绿色GDP试点地区之一后，环保干部的腰杆更硬了，在与别的干部对话时底气更足了。

　　相应发生变化的是官员们在决策上的谨慎，“重大决策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必须有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必须实现统筹协调发展，时时刻刻需要注意老百姓在想什么，其他官员有什么看法。”来自中部某个城市的市长说。

　　专家们认为，新的考核体系中，追究投资决策失误者的责任应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官员作为和不作为都应当负起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治国家里不是不允许有矛盾和错误出现，关键是有了矛盾要监督，有了错误要改正。”应松年教授说，“所有监督应该向法律负责，而所有的官员应尊重监督者。”

　　在我国官员考核中，自律机制是一项重要内容。“但自律中的‘不准’条款大多带有劝说性质，对少数官员来说并不具备说服力，官员的行为必须要靠制度来约束，靠法律来规范。”储亚平说，“法律约束到一定时候，‘他律’行为就会变成自觉行为。”

　　毫无疑问，《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出台，加大了官员的规范力度，制度之网正收得越来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