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传真：虚高的统计数为何降不下来

　　贵州西北部一个很多群众依然靠吃救济粮、住茅草房的民族乡，如今统计报表上的年人均纯收入竟高达2500元———

　　虚高的统计数为何降不下来

　　刘莹 本报记者 杨通河

　　走进贵州省毕节市团结彝族苗族乡团结村，当地部分村民惊人的贫困状况让记者困惑不已。

　　张正华穿着又脏又旧的棉衣，蜷缩在板凳上烤火。乡干部介绍，他一家3口，属于一年时间没有半年粮的民政救济户。今年春节，乡里又救济给他家35公斤大米和100元钱过年。

　　熊启富家不是民政救济对象，春节前在为既无粮吃又无煤烧而犯愁，孩子外婆家送来的10公斤粉子面，最终成了惟一的年货。

　　乡干部们苦笑着说：“团结村在乡里属于中等水平，你要是到鞍山、新庄、银平等4个一类贫困村看看，那才叫穷！”

　　从毕节市林口镇转进团结乡的通乡公路，到处坑洼不平，几乎处于“断路”状态。车窗外不远处是燃着熊熊火苗的硫磺炉，近处则是草木不生、被酸雨洗刷成的刺眼的白色石山。

　　进入团结乡政府所在地，街路布满稀泥和臭水塘。然而，这个乡镇统计报表上显示的人均收入，却仅次于毕节市城区6个办事处，最高的2003年度达到了2508元，远远高于全市1556元的平均水平。

　　在乡党委办公室，即将调离的乡党委书记潘永恩一肚子苦水：“乡里人均收入虚高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种下的恶果。当时这里以硫磺生产为主的乡镇企业发展势头很好，乡里在上报数字时为了突出政绩，不仅把企业从实有的9个虚报为12个，而且产值重复计算，最后从乡镇企业产值中折算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这样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就远远超过了实际收入。”

　　“后来硫磺市场不景气，人均实际收入就更低了，但按照市里的规定，乡镇企业上报产值必须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能增不能减，这样日积月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统计数字便越来越离谱了。”潘永恩叹息：“因为成了毕节市数字上人均纯收入名列前茅的乡镇，无法享受到优惠政策和扶贫项目，如坡改梯、人畜饮水工程等等，要靠‘走后门’，市里有关部门才破例给指标，但数量很有限。至于公路改造、集镇建设、产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等工作，由于没有上级项目支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只能以烂为烂了。”

　　“那么，团结乡的人均纯收入究竟是多少呢？”记者问。

　　乡干部们估计：“千元左右。”

　　“这个数字就不能实事求是地改成百姓的实际收入吗？”记者又问。

　　“我们曾经到市统计局要求改数字，但市里有规定，经济指标和人均收入只能增，不能降。这些年，乡里都在顶着上面的压力争取降数字，但还是降不下来。”统计员小李实话实说。

　　为了查找团结乡人均纯收入的准确情况，记者最近专程来到毕节市统计局。从副局长金申谦抱出的一大摞统计资料中，记者发现，1995年，团结乡的人均纯收入为874元，而当年毕节市人均纯收入为885元。到了1996年，团结乡的人均纯收入一下提高到1300元，而当年毕节市为1087元。到2003年，该乡更是以高出毕节市人均纯收入952元的数字，显示在统计部门的材料上。

　　据金申谦介绍，团结乡人均纯收入陡然变高是从1996年开始的。上级要求乡镇企业收入必须算入农民人均纯收入，而由于出现乡镇企业攀比和重复计算产值等现象，团结乡的人均纯收入便陡然增高。由于人均纯收入的基数高，在随后上级部门要求人均纯收入必须按照一定比例递增的要求下，团结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便“一路领先”，与其他农村乡镇的差距越拉越大。

　　金申谦说：“以农民生活状况与团结乡差不多的阴底、大河、野角三个民族乡为例，这3个乡的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等农业方面的产值和团结乡差不多，但团结乡的乡镇企业产值却远远高于这3个乡的总和，问题就出在这里。”

　　团结乡的乡镇企业是否已经成为当地农民普遍增收的摇钱树了呢？当地干部对此持否定态度。

　　“这里的硫磺生产曾一度辉煌，乡里乡外打工者最多的时候有八九千人，但钱主要被老板赚走。后来，硫磺市场不景气，老板们只能惨淡经营，打工的农民自然就少了，目前估计有四五百人。”乡干部们向记者道出实情。

　　而记者观察到，在团结乡靠硫磺生产曾一枝独秀的草坝村，满目荒山秃岭，实实在在地付出了牺牲环境的惨重代价。针对团结乡的贫困，春节前上任的乡党委书记曾应龙最近在该乡的近10个村转了一圈，他告诉记者：“团结乡地处赤水河谷的5个低海拔村，由于受春旱和伏旱的影响，夏粮常年收成只有四五成，秋粮减产严重，很多人家只能靠破棉被和草被过冬，有3成群众生产生活困难。高海拔地带由于硫磺生产导致的酸雨，除了玉米外，其他杂粮基本无收成。公路建设上，很多村不通公路，通了公路的村也是晴通雨阻，就连通乡公路都快过不了越野车了。生态环境上，不仅高海拔地带荒山秃岭，低海拔地带生态也很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