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传》作者库恩接受采访谈国家发展战略

　　本报驻美国记者　唐勇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是美国著名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现任花旗集团公司执行董事，也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节目制片人和主持人。自1989年以来，应中国国家科委之请，库恩一直担任中国经济政策、并购、科技和媒体等方面的顾问。他写的《江泽民传》最近在中国出版发行。这位声誉卓著的中国通如何看待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美国

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有什么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对库恩进行了独家采访。

　　在进入科学发展观这个话题以前，库恩向记者特意强调了两点。第一，中国的国情非常特殊。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工业化国家花100多年才走过的路程。因此，西方国家的经验可以给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但绝非灵丹妙药。第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发展经济始终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从理论上讲，经济的确应该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协调同步发展，但历史和现实的实践都表明，西方国家实际上都把经济发展看成是第一要务。

　　实现均衡发展　确保社会公平

　　谈到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库恩说，美国也曾经历过与今天中国在经济快速起飞阶段相似的问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的“强盗资本主义”时期。当时极少数美国人积聚和控制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而普通工人工资微薄，几乎难以糊口，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也少得可怜，工作条件差得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但就是这个“强盗资本主义”阶段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它给美国经济注入了极大的活力，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冲击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开始转向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此，联邦政府在经济调控中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比如反垄断、建立全民社会福利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以确保整个社会的相对公平。

　　库恩说，对中国来说，美国经济大萧条有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经济发展固然是头等大事，但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增长必须跟其它方面的社会需要相配套相平衡，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实现平衡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因为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所以必须随时进行调整，才能确保平衡的局面不被打破。目前，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正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候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思路是非常合乎时宜的。

　　建立制约机制　平衡利益冲突

　　谈到全面发展的战略时，库恩强调，美国社会有一套针对互相冲突的利益进行平衡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的全面发展。

　　库恩解释说，在美国，垄断性工业公司的经济力量惊人。为了实现均衡发展，美国社会逐步演化出一套有效的社会制约机制。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就是反垄断。垄断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它让消费者承担过高的商品价格，它给公司赚取过高的利润提供了机会，它使科技研发丧失动力。库恩建议说，中国政府可以从西方的模式中吸取经验，让各种利益不同的社会力量相互博弈。今天的社会日益复杂和多元化，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对所有的事情都作出决策。博弈的结果往往能够让政府专注于宏观调控，从而作出最优化的决策。

　　库恩提到，为了全面发展文化事业，可以部分借鉴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美国发展文化产业的特点是更依赖私营部门而不是靠政府。比如，美国的传统媒体都是私人性质的，即使是公共广播系统，财政来源也主要靠民间私人和公司捐赠。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它能让公众享受到更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同时也让政府摆脱巨大的财政负担。

　　依靠税收杠杆　缩小贫富差距

　　谈到社会如何协调发展时，库恩说，中国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否则将很难解决棘手的失业问题。但是经济高速增长又将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中国如何既保持高速增长同时又能够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这是中国政府今天面临的巨大挑战。

　　库恩建议说，中国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比如，向那些从事科技研发工作的企业提供更多的政府贷款。一旦研发工作得到鼓励，整个国民经济都将受益匪浅。同样，对那些在贫穷地区投资设厂的企业，政府应该给予特别的税收优惠和特殊贷款。实际上，中国目前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这些政策还应该得到进一步强化。

　　不过，库恩认为，中国政府尚须加强税收法规的执行力度。他说，如果逃税很容易，抗税可以不受处罚，那么税收政策将变得毫无意义。库恩说，要让所有人都认识到，一旦逃税，潜在的处罚会远远超过潜在的收益。只有这样，税收政策在帮助实现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才能显现。

　　利用NGO和媒体　监督公司行为

　　谈到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库恩说，在美国，非政府组织(NGO)的力量非常强大。比如民间环保组织能够得到大量个人捐赠，它们在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美国的大型石油公司现在都有一个庞大的环境保护部门，大批环保科学家在那里工作，确保公司在能源勘探和开采等过程中不对环境造成破坏。没有环保组织长期施加压力，很难想象石油公司会这么做。

　　库恩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媒体。美国媒体具有反商业文化的传统，这有助于对大公司巨大的经济影响力构成牵制。最近几年来，往往是美国媒体，而不是美国政府，对一些大公司破坏环境、丧失社会责任感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监督。美国的司法制度往往也能对大公司的贪婪行为形成制约。

　　库恩最后说，他对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印象深刻，“这是中国政府为全面实现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而推出的发展战略”。库恩说，“我们应当为中国喝彩”，不仅仅为它已经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也为它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做出的新努力。这项任务比单纯的经济增长要艰巨得多，复杂得多。国际社会应该支持和鼓励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成熟与远见。“我坚信，尽管不应该低估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但中国推行科学发展观以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本报华盛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