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话丧葬

　　清明将至，深感有再谈丧葬的必要。

　　古代儒家较早注意丧葬，特别讲究厚葬，与此同时针对它的弊病的薄葬自然就产生了。厚葬愈来愈发展为一种弊风陋俗，渐为有识之士反感。《汉书·杨王孙传》里记载汉武帝时有个叫杨王孙的人，家有千金之业，“厚自奉养”，病危之时却叮嘱儿子，自己死后实行裸葬，“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儿子不敢违抗父

命，又不愿父亲裸葬，就请父亲的朋友祁侯去劝说父亲。祁侯于是给杨王孙写信，说裸葬等于戮尸，“将裸见先人”，这个办法不可行，并说安葬要用棺椁衣衾，这是圣人的遗制，不能违背！杨王孙却不在意，回信说明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的人厚葬做得太过分了，所以他是抱着改变厚葬的恶风劣俗而实行薄葬，是为了惊醒沉溺于厚葬的世俗庸人。他说厚葬有两个害处，一是生者让财富随死者下葬，不久腐化了，这对生者死者都没有益处，只不过是俗人以安葬之奢靡比阔气；二是厚葬引起盗墓的怪事，致使先人遗体遭到破坏、暴露，这和不葬又有什么区别？这才是真正的不孝。他还进一步说明裸葬的好处，即裸葬使身体与土地有直接接触，可以“返真”，人来自自然界，死后就应该赤裸着返回自然界，“遂裸葬”。

　　范晔《后汉书·赵咨传》中说东汉赵咨，当官廉洁，生活简朴，病危时托老部属朱祗、萧建料理后事。此前他曾预先买了一口无任何雕饰的白木小棺材，并在其中装了不少干黄土。他要求老部下将他薄葬：只穿一身旧单衣，用黄土垫在尸体下面，为的是让尸体迅速腐烂，早日回归到泥土中去，还特别嘱咐，不要因子孙的反对而改变他的决定。他还对儿子说：“夫亡者，元气去体，贞魂游散，反素复始，归于无端。既已消仆，还合粪土。土为弃物，岂有性情，欲制其厚薄，调其燥湿邪？”意思是人死后，躯壳与“元气”分离，化为粪土，已经没有知觉和感情，不可能去关注丧葬的厚和薄，墓地的燥与湿了。他又引用杨王孙裸葬、梁鸿的父亲死后“卷席而葬”等例子，说明薄葬的必要性。他又责令儿子：墓穴要尽量小，棺材运回立即安葬，土墓不得高出地面，不占卜时日，安葬时不设酒食祭奠，不在墓旁留宿等。

　　像杨王孙、赵咨那样主张薄葬者，后世不乏其人，如东汉马融，临终“遗命薄葬”。（《后汉书·马融传》）西晋王祥，对于自身丧事的安排一切要求从简，“门无杂吊之宾”。（《晋书·王祥传》）唐代名相姚崇也认为人死后“死者不知，自同粪土”，何必搞厚葬，浪费钱财，要求子孙给他薄葬。（《新唐书·姚崇传》）北宋宰相晏殊“奉养清俭”，死后也是薄葬。（《宋史·晏殊传》）

　　1956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头在身后遗体火化倡议书上签名。“邓小平同志生前多次交代家人，自己死后“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家中不设灵堂；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入大海”。睿智达观，完美地写成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

　　近些年清明时节，很多人拥向传统墓区的同时，也有不少明智之士选择了树葬、草坪葬、鲜花葬、海葬、塔葬、壁葬等新型文明葬式。日前郑州市以《郑州市殡葬管理条例》的形式，倡议以树葬、花葬方式安葬逝者，在全国尚属首次。绿色殡葬在我国很多地区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和社会效益，上海、重庆、河南、海南、浙江、广东、辽宁、四川等省市目前都在大力发展绿色殡葬。河南省民俗研究会专家杨根来说：“如果把实现遗体火化看作是殡葬改革的第一次革命，那么，从以白色（白色的墓碑墓穴）为基调的立碑建墓的骨灰安置方式到以绿色为特点的以树为墓，实行树葬、草坪葬、海撒等绿色安葬方式就是殡葬改革的第二次革命。而它的特点是，让墓碑墓穴尽可能不再占用土地资源，尽可能不再破坏自然环境。”采取树葬等绿色殡葬方式是殡葬文化与环保意识的完美结合，是当今世界先进的殡葬理念和行为，它体现了“生者为重”、“环保为重”的思想，妥善解决了骨灰安置等问题，还能给后人留下一片绿色。不占土地，简化葬式、葬仪，注重环境保护，崇尚回归自然，移风易俗，节约土地，节约资源，是应值得大力提倡的丧葬方式。

　　伴随新型殡葬方式的推行，网上祭扫也渐成新宠。有些人在网上纪念园区为死者设立了“纪念馆”，将死者的照片、生辰、简历、文选及活动年谱陈列网上，供生者纪念。网上祭扫为无骨灰保存的殡葬改革提供了载体，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祭奠方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现代人的青睐。

　　我们的土地资源早已不堪“入土为安”的重负，逝者与生者争地的矛盾已经日趋尖锐。“死人不能和活人争地”，普通群众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应该提倡以最少占用土地的方式或者不占土地的方式安葬逝者，以节约我们的每一寸土地。

　　而此前曾被有关部门报道的重庆市某副厅级干部冯文超，为自己修建几十万元豪华的“活人墓”，不仅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还因涉嫌受贿走上了被告席。

　　历史的车轮已驶进21世纪，丧葬的理念也在彰显着人类的智慧，文明的人们在更加文明的同时，也要警惕“冯文超们”的愚昧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