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可以存在于脑中，不能存在于纸上

　　今报特约评论员翟春阳

　　蒋立冬/图

　　在今年公务员招考中，安徽省规定，包括农民工在内，只要符合职位报名条件的，都可以报名参加（《江淮晨报》）。农民工可以报考公务员，其意义并不在未来有多少农民工

会最终被录用，而是和此前一些地方取消对自考生、电大生等“五大生”报考公务员的限制、打破地域限制、更早些时候调整公务员体检标准一样，应被视作去年以来一系列公务员招考改革举措的延续。今天是“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让我们一起高唱“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

　　今天，是“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对中国人来说，似乎关系不大，没有多少值得纪念的意义。但“种族歧视”的实质是对“人”的歧视，是“人”与“人”之间在“权利”面前的“不平等”，所以有人说，高考的地域歧视跟种族歧视没有多少区别。检讨我们周围的“歧视”，何其多也——地域歧视、性别歧视、户籍歧视、学历歧视……

　　消除“歧视”的背面……

　　这些“歧视”不仅根深蒂固于一些人的意识中，更体现在一些地方的制度和政策上。

　　当然应该看到，我们正在努力消除某些“歧视”，比如对于广大农民，已经开始全面免征农业税，国家在改善农民就业、文化、教育、卫生、福利状况等诸多方面所进行的努力也有目共睹；比如在公务员准入面，国家新发布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放宽了对“艾滋病毒携带者”“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限制，安徽等地也已开始有限度地向农民开放。等等。

　　但我们也无法回避、必须正视另一面：某些政策性歧视依然坚定不移，比如高考政策上的地域歧视；某些人正在不遗余力地要把某些歧视变成政策，比如旨在限制外来务工者主要是农民的“人口准入制度”、假“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之名的“双高（高收入、高学历）生二胎”……

　　“民意”不是全部

　　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已经存在的政策性歧视与可能政策化的准政策歧视，其背后都有着一个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日前，《北京青年报》与友邦调查公司在北京做的一个调查显示：几乎所有被访者（97.8％）都认为应该成立专门机构对外来人口进行管理和服务，有65.2％的市民认为应实行外来人口准入制；这些“民意”也不乏“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的声音，“人口准入”“双高生二胎”都曾作为“提案”堂而皇之地进入“国是”之列。

　　我们没法要求所有人都消除歧视意识，但“民意”应该是广泛的，某一个群体、某一个城市的“民意”不能凌驾于多数人群、多数地区的“民意”之上；“民意”也可能是“恶”的，但也要确信“民意”也是可以引导的，凡具基本道德素质的公民都不会公然站在公正、文明的对立面——只有一种可能，如果制度本身存在歧视，那么他们就会乐享“歧视”之成。

　　地域和素质有联系？

　　“教育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基于国情、基于国家财力有限，总之基于很多现实困难，全面消除“教育不公平”比如让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也享有与城里孩子一样多的受教育权利，还需假以时日。但我们看到，教育制度中最能够体现“公平”“公正”的高考，数十年来，竟一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歧视，而且看不出有任何会被消除的迹象。

　　“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同一起跑线”却因地域差别而有所不同———辽宁有辽宁的起跑线，北京有北京的起跑线；站在辽宁的“起跑钱”上，能上北大清华的幸运儿只有N千分之一；站在北京的“起跑线”上，不仅三个有两个能上大学，而且每81个考生就有一个上北大或者清华。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竟有人为此种制度曲为之———“大城市生源好，考生综合素质高”，这同早已为世人唾弃的“种族歧视”几乎零距离。

　　“歧视”正在消失……

　　目前，我们正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是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而所谓的公平与公正，其本质就是机会的均等、起点的均等。而上述种种，无疑破坏了这种“均等”，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不可抗的摧毁性。

　　在“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前夕，我们得知“农民工可以报考公务员”，不难想象，这一举措会在未来有助于进一步打破户籍门槛和传统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构建起从农村到城市的“绿色通道”。现在看来，“歧视”渐次消退，其背后绝不仅仅是对民意的尊重、对公民权利的尊重，还是我国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更是我国在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迈进的标志。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已知、未知的“歧视”还会在不久的将来一步步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