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国家给吉林长岭县海青乡海青村20名贫困农民每人拨下5000元的黄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变成了50元钱。发钱的时候，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吩咐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据一位知情的老党员介绍，这10万元扶贫款拨下来以后，乡政府捞了三四万元，村上捞了2万元，剩下的几万元钱让个人捞回扣了（详见本报今日25版）。
扶贫款本是用来扶助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的救命钱，理应用在刀刃上，从而让一些农民们尽快地脱贫致富。然而，在一些地方，这笔救命钱却如雁过拔毛，被一些人以各种名目揽入个人腰包，成为了他们嘴中的唐僧肉。这样的尴尬结果不仅使一批硕鼠坐享其成，败坏了社会的风气，而且妨碍了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打乱了国家整体的经济结构布局。分析其原因，首先是观念上的错位。在一些上级领导的眼中，争取到的扶贫款是自己的功绩，下属自然应该在事前和事后进行积极地进贡以表示感谢；在一些基层干部的眼中，扶贫款是上极呈报、审批部门的一个莫大的恩赐，当然需要知恩图报，用可观的回扣表达感谢，并进行感情投资。同时，在基层干部的眼中，扶贫款同样也是自己的功劳，怎样处置理应由自己说了算，能发给贫困户一分钱就算是对他们的一份额外施舍，没有必要足额地发给他们。在错位的观念中，扶贫款被回扣、截留、挥霍，到真正需要扶助者手中时，只剩下可怜的一点残羹冷炙。其次，是制度上的不透明。国家批了多少扶贫款，老百姓不一定知道；这些扶贫款怎样才能领到，老百姓也不一定知道。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被扶助者对扶贫款的额度，发放的程序并不清晰了解，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核对和监督，这就为一些心怀叵测者提供了作弊和糊弄的机会，他们可以在不被洞悉的暗室操作中对扶贫款进行瓜分，然后再编造一个理由或进行一些恐吓，来成功掩饰自己的伎俩。由于对内情并不知晓，加之少总比没有强，多数的应被扶助者往往选择了缄口不语。针对上述原因，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就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完善制度，包括申报、审批、发放制度，使整个过程公开透明，以利于监督监管，并对违犯者进行严惩；二是唤醒意识，唤醒各级领导的为民意识，使他们对扶贫款有正确的认识，当然也包括唤醒被扶助者的维权意识，对应当享有的权益积极争取。两相配套，扶贫款才可能回归其扶贫本色。
亟需改革“要钱”机制（湖南 谢茂明）
此事被记者得知后，长岭县委一名干部无奈地说：“如果捅出去，会耽误全县向国家要扶贫款，那可出了大问题了！”长岭县干部的担心反映出“要扶贫款”的无奈。国家扶贫款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按扶贫计划拨付，而是掌握在相关人员的手中，于是出现了要扶贫款的现象。有的地方在做扶贫计划的时候，也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扶贫款是如此，其它专项经费也是如此，“要”便成了地方争取上级资金扶持的一个重要渠道。某地将能说会道、与上级有特殊关系的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专门的筹集扶贫资金领导小组，他们打着扶贫的旗号，到各级部门哭穷叫苦，要倾斜政策和扶贫资金，被人喻为“哭穷工作队”。“要钱”机制催生腐败，是在鼓励无序竞争。农民5000元的扶贫款减至50元，再一次证明：亟需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要款”机制。如何改？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第一，将无序的“要钱”机制改革为计划拨付制。凡未列入计划的，一律不得乱立项，乱拨资金。在拨付资金计划上，要坚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原则，反对那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现象。第二，拨付计划实行公示。在初步计划出台后，要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计划的最终确定，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如人大会议、政府常务会议等等）获得通过。第三，坚持公开。从计划到实施，都应当实行公开，以接受群众监督。海青乡海青村要那笔扶贫款，实际上是暗箱操作，农民无从监督。只有公开，才能有效地监督专项资金用到项目上。
作者：李劭强
（来源：新桂网-南国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