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望看到一个正义的判决”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公道

　　3月22日，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何英珍（前左二）、周福菊（前右二），以及前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土屋公献（前右三）、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前左三）等在日本东京街头参加游行。

　　昨天上午东京时间11时（北京时间10时）整，两位古稀老人———来自常德的何英珍和义乌的周福菊，走上东京高等裁判所101法庭的原告席，声泪俱下地作最后陈述。细菌战原告团律师团团长、日本前律师协会会长、82岁高龄的土屋公献说，两位原告的最后陈述感动了在场的每位。他相信，如果法官有足够的良知和勇气，应当作出公正的判决。“我们期待二审的判决会有所突破，这主要取决了裁判所和政府之间关系的调整。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的方针对判决有相当的影响；但反过来说，一旦裁判所作出公正判决，也可能影响到政府的方针。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正义的判决，这有利于问题的正确解决。但不管判决的结果如何，我们都会斗争到底。”土屋公献说。

　　《现代金报》供稿

　　细菌战老兵裁判所前发传单

　　东京时间9时，离开庭还有1个小时。高等裁判所前的人行道上人群脚步匆匆。虽然是早春，仍有些微寒和肃杀。原告团来到裁判所前，将“维护正义尊重生命”的横幅拉了起来。一会，奈须重雄等一些日本友人也相继赶到，带来了重重一叠开庭传单，散发给过路的行人。记者发现，82岁高龄的细菌战老兵筱冢良雄也来帮忙发传单，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起路来颤巍巍的，执着地将传单递给过往的行人，或许他是希望多一个人了解这场罪恶的战争。

　　筱冢良雄1923年出生。1939年2月，当日本的战争机器在中国大地肆虐时，一名征兵员来到筱冢良雄所在的中学。征兵员穿着陆军飞行员制服，向那些年轻人许下了美好的诺言：参军者日后可以享受大学奖学金，在医学和航空领域发展，还有机会到各地旅行。“当时我们都被打动了。”筱冢良雄回忆道。在随后的录取考试中，他取得了优异成绩。那一年，他只有15岁。

　　在731部队，筱冢良雄掌握了大量制造伤寒、霍乱、炭疽热、痢疾等细菌制造方法。1942年，他接受了一项新任务：为活体解剖瘟疫病人准备标本。（731部队抓来中国人，让其染上瘟疫，并通过活体解剖来研究生化武器的杀伤力）。“第一次干这项工作时我两腿抖个不停，几乎站不住。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个人，我见过他几次。他长得像个知识分子，还不到30岁。当他被带到解剖室时，他全身发乌紫，像是变了一个人。”

　　在731部队当兵的一幕幕几十年来一直印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战争结束后，他被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接受改造，之后回国找一份差事直至退休。筱冢良雄表示，他一直有种强烈的赎罪感，曾多次到中国谢罪和作证。1997年，他为180位中国受害者出庭作证，要求日本政府为731部队的罪行赔偿。他还写了一本揭露731部队黑幕的书，帮助日本学生正视那段历史。“我有两个女儿，两个外孙女和一个外孙；她们很支持我做这项工作。我经常向她们讲起这段罪恶的历史，并且要她们记住日本所犯的错误。”

　　两原告哭诉受害遭遇

　　当何英珍老人和翻译走上原告席时，翻译示意何英珍坐下。但82岁的老人仍然倔强地站立着，翻译也只好站着。前晚，何英珍老人为了简短的5分钟最后陈述，一直准备到深夜。但当面对法官陈述时，她仍然抑制不住激动。老人呜咽地说：“尊敬的法官先生，假如你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战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我们远渡重洋来到贵国起诉你的政府，本身就是对诸位法官的高度信任。希望你们从维护正义和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80岁的周福菊老人不识字，她的义乌话让人很难听懂。为了分辨她的口音，翻译———来自重庆的留日博士王宗瑜费了很长的时间去适应。当老人在庭上向法官诉说她看到母亲冰凉的躯体时，忍不住“哇”地当庭痛哭。记者注意到，法官当时的表情很严峻，听着老人陈述，不时点头。周福菊老人陈述中提到：“亲人死光了，没得吃，没得穿，我才6岁呀。我到这里来要为亲人讨回一个公道，不然我死不瞑目。”最后她提出，日本政府要向中国受害者赔礼、道歉、谢罪，并妥善、合理地进行经济赔偿。

　　两位原告陈述完后，律师辩护团的几位辩护律师相继发表陈辞。他们从法理的角度进行了最后的阐述：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最不人道的战争，日本政府应当谢罪；严厉地批判“国家无答责”的不适应性；日本政府对细菌战的掩盖，是错上加错。土屋公献表示，现在从法理上解释，法律障碍已基本不存在，现在就看法官能否有良知和勇气作出公正的判决。

　　在法庭上，主审法官当场表态，他是第一次接手这个案子，他将把所有的卷宗仔细地看一遍。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判决书将在8月下达。而日本政府委托的两位律师只是向法庭递交了书面陈述，并未发言。

　　土屋公献带头游行高喊口号

　　很多日本民众不理解，作为日本法律界的著名人士，82岁的土屋公献为何要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受害者无偿奔波？记者就此问题采访土屋公献时，他表示：“日本政府只有承担了法律责任，才能使细菌者被害者瞑目，维护人的尊严、进而取信亚洲及世界各国的人民。否则，日本将不能成为国际民主社会中的一员、不能恢复名誉、不能与世界人民和平共处，日本人也不能以自己是日本人感到自豪。”

　　昨天庭审结束后，老人就和王选等一起走到街头，从日比谷公园开始，绕着东京主要街道游行，并高喊着“谢罪、赔偿、正义、和平”等口号。同行的律师介绍，老人现为倡导日本战争赔偿立法运动领袖，还担任日本战后处理立法联合会会长、清算日本战争责任国际协会日本委员会负责人和国际战犯民众法庭检察团团长、细菌战诉讼原告律师团团长等等职务。

　　王选带队到内阁总理府请愿

　　昨日，日本内阁总理府戒备森严。但在一濑律师事务所和日本众议院议员阿部知子的安排下，昨天东京时间14时（北京时间13时），王选带着原告等10名人众进入内阁总理府，向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和外务大臣町村信孝请愿。出面接待的是内阁的两位官员。面对内阁官员，王选用流利的日语义正严辞地说：“我站在你们面前，既不代表中国人，也不代表日本人，我是代表一个人站在你们面前的。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最罪恶的一次犯罪，日本政府应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并积极调查事实真相。我和所有的原告将非常乐意全力协助。如果日本政府仍然拒不承认，拒不谢罪，最后的结果将不利于中日友好。再过若干年后，这些细菌战的受害者都将离开人世，人类的历史上将留下一个莫大的遗憾。”

　　两位官员面面相觑，显然王选的表述使他们感到有点吃惊。他们先是推却，说细菌战的事不属他们管。最后他们表示，将在一个星期内将王选请愿的内容向小泉纯一郎汇报。

　　众议院里老兵抱怨政府

　　“我们的政府不会重视我们的意见，我们这样努力到底为什么？”昨天东京时间15时，在日本众议院第一议员会馆第一会议室，一场细菌战报告集会正在进行，一位细菌战老兵抱怨说。但立即有人进行驳斥说，“即使这样，我们也要坚持到底”。来此参加集会的大多数是白头苍苍的老人，也有一部分年轻人参与其中。王选介绍说，这场集会的意义在于，能尽可能唤起民众的关注和日本政府的关注，这个形式很重要。

　　众议员川村主持了昨天的集会。川村向记者介绍，他正试图通过努力，使战后的赔偿立法解决，包括细菌战、慰安妇、强制劳工等的诉讼赔偿。但据几位留日博士透露，在日众议院中，关于细菌战的重视程度，不及慰安妇和强制劳工。一位留日博士透露：“我参加过不久前的慰安妇开庭，那里有很多议员参加集会，但今天细菌战开庭只有一个。”。据了解，昨天的集会原定有几位议员参加，但结果只来了川村一个。

　　“希望政府承认错误承担责任”

　　昨天帮助筱冢良雄一起发传单的还有一位日本女性，名叫山边，77岁。日本发动细菌战时，她还是个10多岁的小女孩。她的父亲当时在中国东北某煤铁公司工作，那是日本人开的工厂，父亲将她带在身边，并在当地的学校读书。战争结束后，父亲作为战俘被收容并遣送回国，而她则留在中国。在中国她目睹了日本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1953年她回到日本。之后她和筱冢良雄等一批“中归连”人士做了许多揭露日军细菌战的宣传。

　　“我们会有很多的压力，特别是警察。我们把传单放到每个房间里，这种行为遭到警察的压制，有些人还被关起来，一年两年也不放出来。”山边告诉记者，虽然这件事很危险，但她还是不遗余力地去做。“日本人民需要和平，不需要战争，但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特别在细菌战这件事上，日本政府如果不谢罪和赔偿，它将被孤立起来。政府一直以为自己很强大，但一旦被孤立起来，日本未来将走向哪里就很难说。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担忧的地方。”山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