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电影导演霍建起(2)

　　快乐最重要

　　从95年第一次独立拍戏，到今天已经十年了。十年来，霍建起说自己对电影的热爱没有改变，只是戏拍多了，别人的期待会无形中给自己造成压力。“我再也不敢随便拍了，选择上更慎重，要拍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不仅仅是对观众。人一辈子就这么长，如果仅仅为了

生活做没意思的事，我觉得划不来，包括做美术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要跟多大牌的导演合作，关键是这事要有意思，如果没意思，我宁可去散散步、逛逛街。”

　　十年来，霍建起感觉自己在“长大”。“拍《赢家》时完全靠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状态在拍，慢慢地拍的东西多了，知道什么有价值、有意义，对影片的判断更清晰，会比较清楚做每部片子的道理，我要什么心里有数了。”

　　对导演这个职业的苦，霍建起深有感触。“导戏太累了，所以每拍完一个戏，我都要休息一段时间，来恢复自己的状态。我向往的生活更多的是一种意境，哪怕只有一间房子，但有阳光洒进来，可以跟朋友聊天，喝点茶，不为生活所迫。我吃东西特别不讲究，什么都觉得好吃，所以这么胖，但去餐馆我特别在乎坐的位置，每天去吃饭，我都问能不能坐我昨天那个位置，因为位置对我的食欲特别有影响，我特别在乎自身的感受。”

　　今年47岁的霍建起，常常为人生太短而伤感。“人容易怀旧，是因为人生太短了、太快了，从生下来就往死那个方向走，压力、苦难一直没有停过。27岁时我有一种恐惧，想想再过几年就30了，后来就麻木了。人一生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总得有所取舍，要了这个就要不了那个，快乐是最重要的，要善待自己，要享受生活。”

　　我想变，但不是乱变

　　谈起自己未来的打算，霍建起显得不徐不急，一直以拍文艺片著称的他，也思考着一些改变，但没有准备好之前，他不想乱变。

　　时代人物周报：大家都说你擅长拍文艺片，会不会成为你的局限？

　　霍建起：我其实也挺想改变的，人需要改变，但改变一定要有前提，就是有一个好故事、好剧本，如果有的话，可以做；如果没准备好，宁可重复也别改变。为了求改变而改变，往往是失败的。

　　时代人物周报：想往哪个方向变？

　　霍建起：我想做的题材很多，可能是个喜剧，可能是个黑色幽默，也可能是个歌舞片，我都想尝试，但一定要有意思，要找好一个角度。我觉得一个电影做得好不好，就看是否能为它兴奋，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眼前展现的都是画面，一定要有跃跃欲试的动力，就像刘翔跑110米栏，一定要有状态，如果自己都无动于衷，那就别做了。

　　时代人物周报：以前拍电影是你找别人要钱，现在是别人拿钱找你，心态有没有变化？

　　霍建起：不管给我一百，还是二百，我都有整体的计划，计划之内的钱肯定会花，而且决不把拍电影的钱做别的用。很多人想跟我合作，但一定要是我喜欢的电影。接了以后，我就要对他负责任，要宣传好、发行好，商家是想挣钱的，肯定会给我压力，但我一定会把压力抛掉，拍好戏就行了，因为压力太大反而拍不好。

　　时代人物周报：这种放松的心态，是不是你对票房的超脱？但长期叫好不好座，会不会让你怀疑自己的风格与坚持？

　　霍建起：票房也是相对的，拍文艺片能回收成本就可以了。票房高不高跟导演把片子拍得好不好没有太大关系，完全是营销的问题，而且跟市场规范、影院数量的多少也有关系。也许一个片子拍了很久，却根本进不了影院，可能有影片的问题，还有可能是排不上号，比如排了50部，那第51部就没戏了。有的电影不一定很有意思，但它也能取得好票房，营销和制作是两个概念。作为导演，可以反思创作上的不足，但票房是导演不能承载的，导演的责任就是把电影做好，至于其他方面导演没有义务。

　　时代人物周报：都说你的片子是唯美的，那么在形式与内容之间你怎样做到平衡？

　　霍建起：对电影而言，内容和形式上的东西都得有，光有内容，你会觉得不能使它完美；光有形式，又很空洞，把这两个揉和在一块，用电影语言来叙述，不要无缘无故的表达，我觉得是可以的。形式跟内容并不矛盾，但美要浮在内容之上，不能把内容抽掉，不能空洞地讲一个故事。有时候宁愿损失一点形式上的东西，也要保持内容的感觉，内容更重要，如果能两全其美就更好。

　　时代人物周报：怎么看国产商业大片？商业电影要成功需要哪些条件？有没有想过迎合这种商业潮流？

　　霍建起：中国有一些商业电影，本质上就是商业运作，宣传费甚至远远超过一般影片的制作费。但商业片也有失败的，要成功首先得有很大牌的演员，票房号召力很强，比如说周星驰，我觉得他的电影有很大观众群，他站在那儿大家就想看，加上投资又大，宣传做得好，所以产出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商业片也分很多种，除了有像《指环王》、《黑客帝国》这样的科幻、神话大片，也有像《泰坦尼克》、《阿甘正传》这样非常人性化的大片，我觉得后者离我们更近，如果有那样的好题材，一掀头就是一个商业概念，我也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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