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究竟是何许人？

　　前不久，《新民晚报》披露，日本长崎县福江市才津为夫等12人捐资在安徽歙县柘林镇修建了一座考究的坟墓，而且在墓侧立了刻有日本捐资者名字的“芳名塔”，十分引人注目。墓主名叫王直。王直究竟何许人也？为何日本人要替他建墓立碑？《新民晚报》的报道中说：“在明代，安徽歙县有个勾结倭寇、劫掠东南沿海的大海盗王直。”报道的标题将王直定为“民族败类”，质问为何要为民族败类修墓立碑？不少媒体转载《新民晚报》的报道后，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鸣。其实，对这一问题看法分歧前几年就出现了，这次更是有了针对

性。

　　替王直（《明史》记作汪直）辩护的一些同志不同意把王直视作民族败类。理由主要是王直所在的徽州土地贫瘠，人口众多，百姓只得靠经商贸易为生，当地素有经商传统，徽商由此而形成。至明代中期，东南沿海工商业繁荣发展，民间自由贸易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尤其在海上贸易活动中，徽商的力量更为突出，其中以王直的影响为最大。而明代政府却严禁对外通商，只因为对日通商产生一些纠纷问题，就片面宣布严海禁，罢市舶，重申“片板不许下海”，使海运贸易难以进行。王直等海商于是抗拒朝廷禁令，组织武装商帮，以保护自己的海上贸易活动。在朝廷眼里这种武装亦商亦盗，实属“黑社会”性质。王直后来海运贸易越做越大，形成庞大的商业军团，成为“舶主渠魁”，人称“五峰船主”。王直当时拥众数千，“出入关无盘阻，纷错苏、杭间”，官兵奈何他们不得。当时朝廷里对海商问题“开与禁”、“剿与抚”也争论不休。甚至当时的宰相严嵩也认为，所谓“倭寇”不过是进行海上贸易的闽浙商人，对他们应该进行安抚。严嵩的亲信赵文华更提出了“往谕日本，禁戢岛夷，招抚王直”的三条建议。但是后来海盗的影响越来越大，王直自称为“净海王”，又称“徽王”，且“绯袍玉带，金顶玉檐黄伞”，这样一来，属于大逆不道的“谋反”性质，明王朝非下决心剿灭不可。后来王直被捕，也是胡宗宪派人诱劝王直前来通市，王直才被擒获的。王直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下狱后，如何处置一直未定，直至两年后，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才被斩首于杭州城。王直被诱杀后，所谓倭寇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事与愿违，反而招致王直徒众的不满，占据了舟山，扼守险阻的岭港，和明军势不两立。由此看来，王直的命运是徽商在经济史上的一场悲剧。从这个角度看，现在有人在王直的故里给王直修墓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谈不上是为“民族败类”修墓立碑。

　　上述看法对于王直的前半生来说尚不无道理，但是对王直的下半生经历来说，却回避了勾结倭寇、多次掠杀我沿海各地民众这一要害问题，因而有很大的片面性。要正确评判王直这个历史人物，分析他由海商到海盗，由海盗而勾结倭寇的经历，不能不研究当时明代的海防和日本的政治经济情况。

　　倭寇之害始自元末明初，到嘉靖年间最为猖獗。明朝建立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南朝失败后，一批失意的武士流亡海岛，勾结一批商人、浪人，经常在中国沿海名义上说是做生意，实则武装进行走私、掠夺和骚扰，抢劫中国商船，掠杀中国居民，历史上称之为“倭寇”。永乐十七年（1419年）倭寇进犯辽东，明军在总兵刘江的领导下，在辽东望海埚战役中，一举歼灭了全部登陆的倭寇。明中期以后，由于朝政腐败，边防松弛，16世纪中叶明嘉靖年间，倭寇之患日益严重。日本此时进入“战国”时期，分裂为很多诸侯国，连年战争频繁，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因此一方面各诸侯国争相前来通商，而明朝规定的有限制的贸易根本不能满足其要求，通商不遂他们就用武力抢掠；另一方面，各类武士、商人、浪人此时也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海盗队伍，对中国沿海地区经常进行骚扰，抢劫财物，掠杀居民，给明代海防尤其是东南海防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足利氏的管领细川氏以及西海路诸侯大内氏各自派遣贡使瑞佐、宋素卿和宗设分道前来宁波。大内船先到，细川船后至，但后至的细川氏宋素卿买通了市舶司太监，抢先办理入港手续。宴会时太监又让细川船的瑞佐居上座，大内船的宗设居次座。宗设勃然大怒，和瑞佐发生械斗，追瑞佐到绍兴，沿途烧杀抢掠。这就是当时震动浙江的“争贡之役”。明朝政府认为造成倭患的原因在于对外贸易，于是撤销了市舶司，断绝与日本的贸易往来。这一处理方式自然是错误而愚蠢的，原本应该罢免的是市舶司受贿的太监，结果却罢掉了市舶司，实行海禁政策。结果不仅未能减轻倭寇骚扰，反而招致日本商人大量走私，也使中国内地的奸商、海盗和倭寇互相勾结，倭患更加严重。

　　然而，明政府实行海禁的错误政策不能成为替王直一伙勾结倭寇的罪行开脱的理由。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可见其人确实有相当的谋略和组织才干。他自小生活在徽商的圈子里，有很强的冒险精神。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出海经营走私贸易，借此发了大财。但他欲壑难填，有更大的野心，为壮大实力和明朝廷对抗，他不惜勾结倭寇，狼狈为奸，人称其“老船主”、“五峰船主”，先后在宁波双屿港和烈港建立据点，大肆劫掠东南沿海各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沿海各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他自称净海王，又称徽王，后改居日本平户。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派遣徐海、陈东、萧显、麻叶等引导倭寇入侵，浙东、浙西、江南、江北同时告急。以后他连年进犯，攻陷城池，毁灭村庄，四处杀掠，抢夺财物，使我东南沿海军民死伤不计其数。明代抗倭将领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都与王直为首的倭寇海盗作过殊死斗争。嘉靖三十六年胡宗宪设计诱降王直，先将王直妻子与母亲从金华狱中释出，使王直心动；又派遣蒋洲、陈可愿去日本国向国王游说，以断其退路；蒋、陈在五岛向王直养子陈说利害，晓以大义，使王直养子被说服；后来又施离间计，王直手下的海匪头目内讧，明军设法各个击破，使王直终成孤势；胡宗宪还将王直养子引入自己的内室，故意让他偷看奏请赦免王直的假奏折，其子信以为真，王直终于中计，束手就擒。

　　毋庸讳言，明代中期的倭寇匪徒中有相当数量（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是中国的海盗海匪，王直就是其中一个头子。但决不能因此否认这伙海盗勾结倭寇残害沿海民众的罪行。积极主张抗倭的浙江巡抚朱纨提出必须严惩通倭的奸商大户，他沉痛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正因为朱纨触犯了闽浙沿海富商大姓的利益，受到多方攻击，结果壮志未酬，被迫在狱中自杀。抗倭斗争一波三折，进展十分艰难，难就难在像王直这样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海盗头子与倭寇沆瀣一气，沿海一些富商大户暗地里与倭寇狼狈为奸，打击和惩治这伙势力强大的地头蛇，确实困难重重。王直被诱杀后，倭患仍未消除，明军攻占舟山后，倭寇由浙江转移到福建，抗倭斗争一直持续进行了20多年，俞大猷、戚继光等一批杰出的将领为抗击倭寇作出了贡献，最终消灭了倭患，使东南沿海民众免遭倭寇掠杀之害。

　　因此，说王直是勾结倭寇的民族败类并不为过。为这样一个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海盗头子在其故里建坟立碑，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不管那十几个日本人是出于何种目的，或者与王直有什么历史渊源关系，在中国的领土上为王直建坟立碑，确是不妥之举，说得严重点，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之举。不知当地政府出于何种原因会同意这样的荒唐之举？有人说，当前中日关系处于比较紧张的微妙时刻，因此不要刺激对方，言外之意就是对类似为王直建坟立碑这样的事不必太认真。此言大谬不然。中日友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百年大计。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即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开拓未来。被中国人民视作败类的为虎作伥的汉奸之流，决不能被涂脂抹粉打扮成促进中日友好和贸易的“先知先觉”。那样做是对历史的亵渎，对民族感情的玩弄。对此我们必须理直气壮，不能任意被他人所左右。对于王直此人，学术界当然可以继续争鸣，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但是仅仅由于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看法，便轻率、贸然地替王直建坟立碑，而且恰恰是由十几个日本人在中国的领土上来做这件事，当然要遭到媒体舆论的质问和批评。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前些日子被一些人炒得很热闹的胡兰成，不是受到不少日本人的好评吗？他后来不是偷偷跑到日本定居了吗？如果有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要在胡兰成的浙江故里为胡建坟立碑行不行？当然不行！为这样的汉奸、败类建坟立碑，是对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的嘲讽。现代史上的抗日战争如此，历史上的抗倭斗争、甲午海战等也是如此。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重温历史可以使我们的头脑更加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