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炼钢(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25日10:54 温州都市报

　　本报记者林一笑

　　1958年8月，随着《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决议的出台，全国上下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这场席卷全中国的大炼钢铁运动波及到了温州，一时间，温州人民的热情被点燃，劳动的积极性也在各式各样的口号鼓动下空前高涨。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大大小小的高炉遍地开花。几乎所有人豪情满怀，充满必胜的信心。人们那种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现状的渴望，“超英赶美”的雄心，如火山的岩浆般喷薄而出。遗憾的是，换来的却是经济的大倒退，对老百姓来说，大炼钢铁不是造福，而是一种急功近利的“人祸”。

　　大家把家里的锅、铲、刀、勺都砸碎了扔进“炼钢炉”，大片的树木倒下去被烧成焦碳以供炼钢之用。而这些都是冲着当时那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超英赶美”。倾城而出万人齐聚瓯江淘砂

　　不知是听谁说江水里的粗砂粒可以用来炼铁，温州城里的男女老少几乎倾城出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密集在江边，瓯江两岸到处是拿着脸盆和各式器皿的人群，人头攒动，大家不停地在水里淘啊淘啊。一天淘下来，大家都累得直不起腰，也仅淘到几捧少得可怜的粗砂粒。这些粗砂粒被人们小心翼翼地倒在一个专门收集的筐内，如获至宝一般。这些如今看来并不值钱的粗砂粒，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就是能够炼钢的“铁砂”。把收集来的“铁砂”集中在一起，然后运往各公社的高炉里作炼钢之用。

　　这是1958年在温州上演的真实一幕：人们热衷于大炼钢铁。

炼钢的场景。

　　激情燃烧误将“铁锈”当“铁矿”

　　现年67岁的朱永贵清晰地记得大炼钢铁那时他才20岁，在市二轻局所属的供销公司上班，后来被单位专门抽派去炼钢，因为工作积极，他还被委任为炉长。他所在的炼铁炉在市区矮凳桥附近。

　　所谓的炼钢炉，就是用一些耐火砖砌起来，里面糊着焦碳粉和黄泥土。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设备，炉建好后，加个鼓风机就算大功告成了。因为炼铁炉体积较小，在三立方米以下，所以称为小高炉。

　　“我们不知道如何炼钢，也不知按什么比例投放，就估摸着将焦碳、石灰石、云英石再加矿石放在炉内猛烧，鼓风机使劲在下面鼓着风。矿石经高温后，由于铁的密度大沉一些，所以铁水就会往下流，流到下面挖的沙坑里时，铁水遇冷就慢慢变成了一块硬硬的大饼状。”因为有别于正规的钢铁厂炼出的条状铁坯，所以当时人们形象地称这些土炼钢炉为“大饼炉”。

　　由于当时的铁矿含铁量不是很高，用的又是土法，炼出来的铁块质量很差，里面含有大量的杂质。于是不少人认为，再加些生铁可能炼出来的铁块质量就会好些。当时吃大锅饭，很多人家里的锅派不上多大用场，就有人把家里的锅砸了送往炼钢炉，后来，农户和居民家中触目可及的铁块也都被动员起来统统送入了熔炉。“那时每个人的积极性很高，大家的心里都空前地被‘超英赶美’的这个宏伟目标所刺激着，连家里的铁门栓都取下来了，种田用的锄头也被送来。铁门就更不用说了，像秤砣、秤钩，甚至连灶台上的铁罐都被敲下来，钢铁厂一下子到处是琳琅满目的铁器。只要你想得到的铁器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得到。”朱永贵回忆说。

　　那时传闻温州木材贮木厂（现温州木材集团公司）附近的泥土含有大量的铁矿，是因为有人无意中在那里看到翻出的泥土里含有红褐色的铁锈，于是人们的神经再一次被拨动起来，一批又一批的人前往那里取土。大家奔走相告“温州发现铁矿了！温州发现铁矿了！”后来经查实，原来有一艘破轮船曾经在那里沉没，后来甲板长时间埋在泥土里高度腐蚀，就使得泥土里有了大量的铁锈。这样，开发温州的“铁矿梦”很快就破碎了。

全民大炼钢。

　　情绪亢奋只爱熔炉不爱家

　　炼过钢铁的人都知道，小高炉前是不能离人的，时不时地要添焦碳，因为如果不保持炉内的高温，一旦里面冷却下来铁水冻住了，那么，整个炉就要报废。如果炉内壁淤积的灰烬太厚，就很容易使熔出的铁水流不下来，也会导致前功尽弃。“拆炉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全部拆了再造一个炉，就会使炼铁的进度放慢。”朱永贵和其他人一样，日夜守候在高炉前，特别是夏天，每天汗流浃背的，身上的衣服根本就没干过。

　　“那时大家都没有回家，困了，在炉前眯一下眼睛打个盹；饿了，就啃点食堂送来的干粮。”熊熊的炉火照得每个人的脸都异常地兴奋，所有人的情绪都在“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声中变得异常高涨。“几个月呆在炉前不回家是常事。只要炉内能流出红红的铁水，对所有的人来讲，比自家生个大胖儿子还高兴！”

　　这种幸福之情以报喜的方式迅速蔓延开来，如果哪个炼钢炉使用好几个星期都没冻住报废，或者哪个炉出铁量比较大，这时这个炉的负责人便马上写好喜报，然后大家敲锣打鼓地到市政府报喜。不管是走在乡间的小道上还是在城里宽敞的马路上，人们经常会遇到报喜的队伍，队伍里有年迈的老人，后面还跟着雀跃的孩子。敲锣打鼓还不算，有的还一路放起了鞭炮。不管怎样，所有的人都为梦想而亢奋着。

　　隔三岔五，一些小高炉的负责人被叫去开誓师大会，朱永贵也参加过这种大会。“就是喊口号，如果有人在会上表态要一个月内炼100公斤钢铁，就马上有人高喊，奋战一个月，炼它几百公斤。”最后这个数字被人们越喊越大，几乎所有人都信心十足，称要天天“生产放卫星”。

　　甚至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响应号召，加入了炼钢的队伍。曾任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姜旭回忆，“当时连法院也成立了政治钢铁厂，还将犯人拉出来一起造炉子，让消防队帮忙拉焦碳。这简直就是胡闹嘛！”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炼钢的行列，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没有了，各行各业都腾出精力去赶形势。

急功近利温钢，昔时的政治产物

　　现在离休在家的张学义是原温州钢铁厂党委书记，他说温州钢铁厂就是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政治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当时张学义与工厂的工人们在杨府山建起了炼钢炉。“那时候所有的员工仿佛被一种力量与精神所支撑着，大家以厂为家，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守在炉前。”

　　“温钢”建的炼钢炉对遍地开花的小高炉来讲，技术含量要高很多，炼出的铁坯也比“大饼炉”炼出的要好，但张学义私底下曾算了一笔账：焦碳要买、铁矿石要花钱购买、工人的工资要支付，但炼出来的铁坯由于纯度不够，含有太多的杂质，一吨钢材不仅成本比进口的要贵上一倍多，而且质量也远远落后于进口的。“这样下去一直盲目地干，肯定无法长久。”

　　一次深夜出差途中，沿公路线的景象深深震撼了张学义。漆黑的夜色之下，沿途放眼可及的地方都是星星点点的火光，每一个不停跳跃的小火光，其实都是小高炉，如此密集在黑夜中看起来也分外地触目惊心。“这样的炼钢很盲目，只追求其政治效果，根本没有考虑到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摆在张学义面前的问题是，浪费了大量燃料与矿石夜以继日地干了之后，厂里元气大伤，濒临破产的边缘。“虽然比起‘大饼炉’来，我们是正规军，但事实上我们炼的质量依然不合要求。”半年多时间，温州炼出了大量的铁坯，但后来这些铁坯根本就不能炼钢。作为温钢的领导，张学义开始反思，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心里也隐隐地担心着。

　　这样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后来中央下令停掉全国大大小小的土高炉，大炼钢铁成了一出闹剧。但这事留给温州钢铁厂的创伤很深，停厂了半年时间之后，张学义不得已带领工人们四处另寻出路。随后，温州钢铁厂的一些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去了温州冶炼总厂。温州钢铁厂就此解散。

　　而此时在温州，不管农村还是城镇，土高炉全面土崩瓦解，农民的农具也随之消失了，造成农业和其它工业生产都很滞后。1958年之后，温州陷入了三年最困难的时期。

　　回首四十多年前的那段往事，张学义感叹不已：“为什么现在中央总是提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这个道理，不讲科学的急功近利，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给国家造成的是无尽的损失，也在我们心里烙上一个时代的印。”